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二国际是继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之后的第三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它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完成阶段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阶段的过渡时代”[1]。
中国先进分子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应该说始于同时期在世界范围活动的第二国际及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1896年9月27日，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就报道了第二国际及德国社民党的消息。孙中山曾与第二国际建立联系，并申请加入第二国际。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第二国际的活动得到了更多的介绍。中国共产党建立后，1932年春江书店出版的列宁的著作《叛徒考茨基》、1934年中华书店出版的黄卓撰写的《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已经较为详细地反映了共产党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而随着延安时期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中国共产党对第二国际的认识已经受到苏联观点的影响。
一、60年来第二国际研究的基本状况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研究工作者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展开。总的说来，对它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从介绍和批判到客观分析和独立、深入探讨的过程。
（一）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共运史研究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研究，局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主要还是学习和介绍苏联的观点。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对第二国际及各国社会党评价的影响，第二国际被视为修正主义的样板，这种看法对日后第二国际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6年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需要和中央的重视，国际共运史研究开始兴起。第二国际作为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时期和修正主义的典型，成为国际共运史研究的一个重点。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选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选编》第5集，已经刊载了不少第二国际的重要文献资料。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国际共运史教材。在书中，第二国际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进行介绍，前期以恩格斯逝世前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议会主义的斗争，后期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为主线。同时，国外学者的有关论著陆续翻译出版。[2]为了批判的需要，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也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这一阶段，我国对第二国际的认识深受苏共有关结论的影响，第二国际成了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代名词。
（二）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交恶及国内“左”倾思想的出现，我国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开始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国际的研究亦如此。在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成为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武器，第二国际时期某些有错误的工人运动领导人被妖魔化，对第二国际的研究被扭曲。
不过，为了批判的需要，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第二国际的文献资料[3]和国外有关论著[4]。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从1961年开始，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央编译局选编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丛书（“灰皮书”），第二国际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著作和言论都被收入其中[5]，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参考使用。尽管作为批判资料面世，但这些出版物本身提供了有关这些国际共运史上重要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反而成为研究第二国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1966—1976年的研究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本来已经被扭曲的第二国际研究被进一步扭曲。在“左”倾思潮泛滥、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下，正常的研究实际上陷入停顿，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研究则畸形发展。
第二国际被描写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国际，列宁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被放大，有关知识被用来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或为极“左”政策辩护，暴力革命被说成是世界革命的唯一道路。这一时期，除了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断、从1972年起又陆续出版的“灰皮书”[6]以及马恩列斯论国际共运各有关专题的资料外，有关第二国际的出版物也不多见。
（四）1978—1989年的研究
“文革”结束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工作者开始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努力对这段历史重新研究，对长期不敢涉足的“禁区”进行了大胆探索，就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逐渐恢复了第二国际的历史地位。1979—1989年间，有关第二国际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
早在1979年，殷叙彝在“第二国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79年第6辑）中首先提出在国际共运中，第二国际时期“作为一个承先启后的时期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必须把第二国际当作无产阶级在一个时期的国际组织来研究。李兴耕在“关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评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4辑）、“苏联史学界对第二国际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4辑）等文章中对斯大林对第二国际的评价提出质疑。这几篇文章带动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对第二国际的重新定位。此后，不少学者发表论文，对第二国际重新进行评价，有关的争鸣文章不断涌现。在《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国际共运》、《国际共运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学术刊物上涌现了大批相关的学术论文，所探讨的问题已经涉及到第二国际的方方面面，对于还原第二国际的本来面目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随着高校恢复正常，国际共运作为公共课或专业课在各个高校普遍设立，一系列修订或新编的教科书面世。[7]在这些书中，对第二国际的描述已经有所改进。第二国际的文献资料得到系统、全面的翻译和出版[8]，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集，它的出版一直延续到21世纪。国外有关论著得到翻译出版[9]，国内学者的专著也不断出现。其中，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周海乐编著的《第二国际史》更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在第二国际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外，1985年、1988年和1989年曾三次召开全国性的第二国际学术讨论会，特别是1989年为纪念第二国际诞生百年，国内各种学术刊物发表了不少纪念和探讨性文章，对研究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称得上是第二国际研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时期。
（五）1989年后的研究
总的看来，第二国际研究的兴盛时期是8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后半期，国际共运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已经开始由历史向当代转移。[10]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也相应降温，学术刊物上刊登的相关论文逐渐减少。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第二国际研究的衰落。90年代后，第二国际的研究仍然取得了值得关注的成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殷叙彝、李兴耕等著的《第二国际研究》一书，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第二国际的诸多重要问题，全面总结和评价了第二国际的活动，成为国内迄今为止对第二国际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专著，展现了我国第二国际研究的新水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集继续出版，已经出到《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 1907年8月18—24日》。有关的专著、论文也陆续出现[11]，旧的问题继续得到探讨，新的研究领域也不断被开拓。
二、60年来有关第二国际研究观点综述
60年来，我国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从建国前的零星知识介绍发展到今天系统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从基本否定到现在的基本肯定，逐步走向客观和成熟。这从下面所概述的60年来的主要论著和有代表性的论文对它的主要问题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
（一）第二国际成立的背景。第二国际成立的背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教科书中基本都被一笔带过。1998年殷叙彝、李兴耕等著的《第二国际研究》对此有详细论述：第二国际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主导地位、欧美国家第一批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建立的基础上，经过19世纪70—80年代重建国际的初步尝试，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有学者认为第二国际建立的条件并不成熟，提出恩格斯一直认为建立新的国际的条件还不成熟，只是在1871年布鲁塞尔大会上才对新国际的出现予以认可。
（二）第二国际的性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共运史教材和论著一直认为除了前期恩格斯在世的短短几年外，第二国际基本上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国际。这显然很难说是对第二国际的一种定性。1979年，殷叙彝在“第二国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79年第6辑）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它当作无产阶级在一个时期的国际组织来研究。在纪念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第二国际从总体上讲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是各国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团体的联盟，是第一国际所开创的事业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直接继承者。
对于机会主义是否在第二国际占据过统治地位的问题，80年代后争议很大。多数学者认为机会主义后期在第二国际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存在不少分歧：有的坚持以1894年恩格斯逝世划线；有的主张以1910年的哥本哈根大会考茨基中派的形成为开端；有人主张以1912年的巴塞尔大会划线；有人主张以1914年一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党人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标志划线。而周海乐在其《第二国际史》一书中，则认为第二国际整个来说都是“革命的国际”。
（三）第二国际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相对第一、第三国际，第二国际组织的显著特点是比较松散。80年代前的观点认为，这种特点是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表现，也是其破产的原因之一。80年代后，不少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纠正了这一看法。殷叙彝在《国际共运史研究》1981年第2辑发表“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和机构”一文，指出第二国际在组织方面与第一国际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这种组织形式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水平造成的。此后，不少学者发表论文肯定了第二国际这种比较松散的组织形式，认为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独立自主的原则；有助于各国党进行平等的交往和联系，有助于它们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灵活的、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和方针，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迅速横向发展，而且，这种组织形式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并无直接的联系。
（四）第二国际成立后的任务。80年代前的主流观点认为，第二国际应该发动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它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在1989年纪念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对第二国际的任务作出了新的评价，认为从第二国际活动所处年代的条件来看，第二国际面临的基本任务不是马上发动革命，而是通过各种形式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工人运动向横广发展，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必要的准备。总的看来，第二国际基本上胜任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建立和发展建树了不朽的功绩。此外，有学者指出，历史赋予第二国际的任务除了工人运动向横广发展外，还包括进行议会内外斗争、反殖民主义、反战。
（五）第二国际的主要活动。80年代前的国际共运史教材多数把第二国际的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活动被描写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及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而后期的活动被描写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反对经济主义、孟什维克的斗争和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这种描述突出路线斗争，贬低和否定第二国际后期的活动，以偏概全，并不能全面反映第二国际的活动。80年代后，不少学者陆续发表文章，肯定了第二国际后期的活动（见下）。 90年代末，殷叙彝、李兴耕等著《第二国际研究》一书对它的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主要是：（1）初期对政治斗争问题的争论；（2）第二国际各党的议会斗争；（3）对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争论；（4）对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争论；（5）对殖民地问题的争论；（6）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7）大战爆发前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中派立场的斗争，等等。
（六）第二国际的分期和下限。传统的分期一般以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为界，把1889—1896年划为前期、1897—1914年划为后期，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1895年恩格斯的逝世标志着第二国际由马克思主义向机会主义的转变。80年代后，大多数学者摒弃了这种分期法，分别提出以1905年、1910年、1912年甚至1914年等时间为前后分界线等几种观点；其共同处在于继续承认第二国际后期为机会主义统治时期，但与从前的观点相比，这一时期被大大推后了。此外，周海乐先后提出了三分法和四分法。
与此相联系，第二国际的下限也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以往的国际共运史教材或有关论著通常将第二国际的下限断在1914年8月，认为一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第二国际陷于破产。80年代后，不少学者指出第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在大战期间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有的主张将其下限划到1919年3月，以左派同右派和中派从组织上彻底决裂、建立第三国际为标志；还有人主张以1923年5月伦敦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建立为标志。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建议不用“破产”，而用“瓦解”来描述第二国际的终结。
（七）第二国际的策略问题。80年代前，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暴力革命被视为世界革命的唯一道路，第二国际的主要策略活动——合法斗争受到轻视甚至否定。80年代后，不少学者对这一策略采取了肯定态度，认为这一时期参加选举、议会党团活动、合作社活动等合法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殷叙彝在《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发表“议会斗争与第二国际的策略”一文，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第二国际基本策略中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在第二国际时期为达到社会主义共同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手段只能是多元的”。对于合法斗争中出现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等，许多学者认为不应一概归罪于合法斗争本身，而应作深入具体的分析，找出其更深刻的原因。
（八）第二国际的历史功绩。80年代前，我国对第二国际基本持批评态度，除了承认它前期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取得的成绩外，后期的活动则袭用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评价，认为是机会主义独占统治，其基本工作是按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的，因此对其历史功绩避而不谈。
80年代后，李兴耕在“关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评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4辑）、“苏联史学界对第二国际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4辑）等文章中首先对斯大林的论断提出质疑。他指出，斯大林的评价既偏离了列宁对第二国际的分析，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有导致贬低和否定第二国际时期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地位的危险。李忠杰、许寒、蔡金培等学者也先后撰文肯定了第二国际后期的历史功绩，认为第二国际后期的活动无论就时间还是规模来说，都大大超过前期，它在后期团结了更多的工人群众，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交流；制订了工人运动的方针、策略，推动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为保卫和平、反对战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9年，李兴耕在《国际共运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纪念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一文，对第二国际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全面的评价，认为第二国际的历史功绩有以下五个方面：（1）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一系列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推动了各国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范围扩展到了亚洲、澳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3）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并初步开始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工人政党的议会活动与工人群众议会外的斗争结合起来；（4）积极开展了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争取和平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制定了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5）在各党之间建立了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各国工人政党和团体之间持久稳定的联合和合作。孙耀文在“时代·功绩·传统——第二国际史几个问题的反思”（载于《国际共运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一文中也将其历史功绩总结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对帝国主义阶段的新现象、新问题的新探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
（九）第二国际存在的问题。80年代后，学者们在肯定第二国际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较为客观地分析了第二国际存在的问题。李兴耕在《国际共运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纪念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一文及他和殷叙彝等著的《第二国际研究》一书中对此有全面的分析，认为第二国际的缺点和错误主要在于：在宣传和解说马克思主义时有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化倾向；尽管正统派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实际上没有克服修正主义；尽管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问题上通过了原则上正确的决议，但是未能制定出保证这些决议得以贯彻执行的有效措施，未能找到制止战争的切实有效的办法；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斗争策略；松散的组织形式固然有利于团结尽可能多的队伍，但导致缺乏行动能力和应变能力；随着合法斗争取得巨大成就，滋生了合法主义、议会主义的错误倾向。
（十）第二国际在世界社会主义总进程中的影响。80年代后，第二国际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也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许多学者认为，工人运动的两大流派——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都起源于第二国际。前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革命左派传统，后者继承了社会改良派的传统。第二国际在组织、思想等方面与当代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国际存在联系。但第二国际与社会党国际存在原则区别：第二国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而社会党国际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第二国际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党国际并不准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
此外，第二国际时期的改良主义及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议会委员会，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与工会的关系，第二国际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的一些争论和事件，对第二国际的一些历史人物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评价，西方学者对第二国际的评价，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等问题也得到了学者们深入细致的研究，涌现了不少成果。
总的看来，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研究工作者对第二国际的研究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深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也从原来的教条主义式的贴标签走向全面深入的研究，逐步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对于不少问题学者们已经形成了一致，但在某些方面则还存在争鸣，这也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
但现在看来，我国第二国际的研究同样存在不足之处。殷叙彝研究员指出，一个缺点是：没有认识到或明确指出当时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具备革命条件；同时，正统派处于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矛盾之中，而修正主义在实践中得到支持，尽管它受到公开的批判。第二国际各党唯一可以利用来发动革命的机会是战争造成的危机，这正是巴塞尔大会所表现的。但各国情况不同：发达国家不存在革命条件，而是进一步改良；封建残余较重的国家德国和奥地利可以利用战争危机争取比较彻底的民主，却仍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它们连民主化这一点也未能实现；落后国家如俄国实际上只具备民主革命的条件，但共产党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造成不少悲剧。我们过去的研究没有认真分析这几个方面。此外，对第二国际与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研究也未考虑到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对第二国际的总体评价和不少具体问题的分析，目前应当也可以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和有关的结论。
第二国际的研究与当代共运有密切的关系。第二国际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当时它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如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战争与和平、党的建设、党际关系等问题，现在依然是难题。研究第二国际，特别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人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国际共运仍能带来启示。而且，正如南京大学姚顺良教授所指出的，今天重新审视第二国际的历史演化和思想遗产，不仅对于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而且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地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662页。
[2] 如［苏］加尔金等《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德］罗兰·鲍威尔《第二国际（1889—19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 如三联书店1964年出版的苏联布拉斯拉夫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1966年出版的《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纪录: 1922年4月2日起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的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记录》。
[4] 如三联书店1960出版的苏联克利沃古斯、斯切茨凯维奇著《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1963年出版的苏联克鲁吉柯娃著《列宁在国际舞台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三联书店1963年版），1964年出版的德国约·连茨著《第二国际的兴亡》等。
[5] 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录》、艾·王德威尔德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动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反动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反动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和平转变”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伯恩斯坦《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等等。
[6] 如《考茨基言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法］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版）、《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奥］奥托·鲍威尔《苏俄的“新方针”》（三联书店1977年版）、［奥］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版）、《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等。
[7] 如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12月重新修订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增订本），等等。
[8] 主要有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80年版）、《福马尔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人大科社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三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9] 主要有［苏］莫吉列夫斯基《第二国际的复活: 1919—1923革命高潮时期国际改良主义中心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苏］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苏］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等。
[10] 李景治主编《国际共运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11] 专著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工人运动史教研室编的《列宁·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刘佩弦、马健行主编的《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张光明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方章东撰写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等；论文如《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发表的郭庆仕的《恩格斯与第二国际》、《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刊载的李双翼的《试论卢卡奇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发表的姚顺良的《第二国际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理论的当代审视——兼论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贡献和缺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