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处于新的变革、重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国家话语、国家修辞和国家形象的传播，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与此同时，如何在学理上总结国家修辞现象，建构国家修辞学，并提升国家修辞能力，已成为国际修辞学界现实面对的研究课题。
　　
　　年初，《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这一举措向世界透露出一个信号——中国政府正在进行中国国家形象的主动建构。它将使中国国家形象“被国外媒体所建构”的局面成为过去。中国正着力建构文化大国，使之与政治、经济大国的地位相称。国家广告片在海外的发布，也引发了相关的思考：国家广告的信息结构形式、传播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国际大众的心理需要？世界各国的受众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哪些信息？在全球化和世界秩序重构过程中，中国应建构怎样的国家形象和国家文化？目前的国家形象、国家文化建构中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解决？这是国家传播问题，也是国家修辞问题，因为国家形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实质，就是进行国家说服，采用各种修辞手段和方法，最大限度地取得预期的修辞效果。
　　
　　国家传播的核心手段
　　
　　通常人们认为，修辞就是雕词琢句，就是运用修辞格把话语写得生动形象。但是，东西方修辞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修辞不仅是一种积极的语用现象，同时也是一种通过语言等媒介符号传递信息，影响和改变他人的情感、态度、思想、观念乃至行为的传播行为，是提高传播效率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可以说，“国家修辞”，就是以国家为修辞主体，以建构国家形象、处理国家事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为目的的修辞行为和现象。国家修辞研究涉及国家修辞能力、国家修辞手段、国家修辞策略和修辞方法等。国家领导人、政府发言人及各级政府的官员、媒体从业人员、作家、艺术编导、商人及国民等都是国家修辞的实施者。
　　
　　国家修辞是国家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国家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运用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进行劝服的行为，是传播者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文本建构以影响受众，达到预期的国家传播效果的修辞行为和修辞现象。因此，国家传播离不开国家修辞，国家修辞是国家传播的核心手段。无论是国家广告，还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政府发言人的答记者问，或者是普通民众针对国际突发事件的网络言论，都需要讲究国家修辞手段和修辞策略，都需要有国家修辞意识，都需要担负国家传播的责任和义务。
　　
　　国际秩序重构的重要手段
　　
　　当今世界国际冲突的深层根源，多来自历史、宗教和文化。战争和武力只是解决国际争端及冲突的暂时手段，政治和外交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之道。而政治和外交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话语进行沟通和说服，最终达成共识，而这本质上就是修辞。因此说，国家修辞是国际秩序重构的重要手段，国家修辞能力是国家间实力较量的另一个“战场”。国际政治互动的实践也表明，国家修辞能力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输出方式之一。
　　
　　修辞不仅是一种人类传播现象，是一种人类传播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也是一种国际秩序，是当今国际秩序重构、世界和平维护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我国能否在国际政治秩序的调整和重构中起到引领作用，不仅取决于我国领导人的国际政治智慧，也取决于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国家修辞能力。近年来，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在许多国际场合连续提出国际事务处理的创造性思想，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方向。但是，国家领导人的话语多局限于书面语，其即兴演说的修辞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示，这有待加强和提高。
　　
　　此外，我国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取决于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取决于我国国家传播的修辞效果。目前，我国国家传播的模式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应有的作用不相称，制约了我国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影响力。近年来，在我国的国家传播领域一直流传着中国被国外媒体“妖魔化”的说法。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媒体报道中的固有惯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国家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主动传播不够，“被传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二是我国国家传播的固有模式亟待转变。我国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力图变“被动传播”为“主动传播”，但是在对外传播模式方面却习惯于对内的宣传模式，宣传机构站在记者后面，记者站在“新闻”前面，以政党政府权势作为新闻说服力的主要来源，不讲新闻修辞，更谈不上国家传播修辞，新闻语篇格式固定，报道语气居高临下，迫使受众从反面解读新闻。这种国家传播方式，无视国际受众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心理特点差异，无视国家传播的语境差异，同时也忽略了网络等新媒介环境下新闻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因此，有必要从国家修辞角度，重新思考我国的国家传播模式，运用当代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国受众的心理特点和信息接受习惯，记者退隐到新闻事实的背后，用语篇的修辞结构导引受众，使其走向传播者所期望的方向。如此，无疑将有助于改变我国“被传播”的局面，有助于强化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强化我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引领作用。
　　
　　国家修辞能力亟待提高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共权力建构、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处理，正呈现出越来越重视公共意志表达和公共意志体现与凝聚的趋势。与此同时，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也为民众自由意志表达权利的实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情势，使我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以安身立命、尊君重身为主的个体修辞传统，正在向以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政策为主的公共修辞转变。这反映了我国国家文化建构的新态势。
　　
　　作为公共修辞的一种形态，国家修辞在新的国家文化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的国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很不相称。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发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推陈出新，使我国的国家文化成为引导世界文化发展的风向标，无疑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不仅需要文化实践、文化形态上的创新，更需要文化价值观念、思想观念上的创新。国家修辞的提出和建构，无疑是我国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修辞不仅是一种人类传播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国家修辞既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文化形态。国家修辞学的提出和建构，反映了国家文化乃至国际学术文化发展的新形态。这不仅意味着要赋予国民充分的自由表达权利，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加强修辞道德，讲究言语诚信，需要通过话语展现大国领导人和国民应有的智慧、气度和风范，需要提高国家修辞素养和能力。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在数次重大突发事件中，包括“9·11”、日本福岛地震等事件，发表了许多能展现我国文明古国国民形象的言论，但是也发出了许多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这对我国的国家形象产生了不良影响。上述国民言论无疑是国家修辞素养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反映了我国国民在全球化传播时代国家修辞能力上的不足。
　　
　　在全球传播和国际秩序重构时代，我国的领导人、官员、媒体、文学艺术家、运动员、国民，如何提出引领人类发展趋势的新思想，展现负责任文化大国的国民形象；传播我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消弭其他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等对我国形成的偏见；针对特定的传播对象建构中国的国家新形象，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所有这些都需要纳入国家文化建构的范畴加以探讨，需要纳入国家传播、国家修辞范畴加以探讨。
　　
　　国际修辞学发展的国别诉求
　　
　　综上所述，国家修辞、国家修辞学的提出，不仅具有实践基础，而且具有深厚的学理依据。因此，积极参与国际修辞、国际修辞学的互动与融合，继承和发扬中国既有的修辞学学术传统，从语文修辞学走向传播修辞学、从平面媒体修辞学走向多媒体修辞学、从民众修辞学走向国家修辞学、从国内修辞学走向国际修辞学、从个体修辞学走向公共修辞学，逐渐成为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新趋势。国际修辞学研究，不仅应关注各自国家修辞实践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新媒介技术和新传播方式的发展趋势，同样应关注各自国家修辞学的发展需要，关注国家学术文化品格的建构。这无疑体现了国际修辞学发展的国别修辞实践诉求，也反映了国际修辞学发展的国别学术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