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3岁高龄的周骏教授从事金融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整整60年，其教学研究生涯可用“厚重”一词来概括。他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国家重点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是我国老一辈金融学家的重要代表。2010年，周骏教授入选首届“荆楚社科名家”，是湖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首批13名“荆楚社科名家”中唯一的一名金融学家。

　　我与周骏教授结识近30年。1981年，我进入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学习金融专业，本科阶段有幸聆听周骏教授的教诲。1985年，我考上本校货币银行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周骏教授给我们开设了几门课程。1997年，我在周骏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他指导我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银行危机论》。2003年，为了庆祝周骏教授从教50周年，我协助他编辑出版了《周骏选集》。之后，我还和周骏教授等人一起主编了《中国金融风险的管理与控制》、《商业银行创新与资本市场》等著作，并参与了他和王学青教授主编的《货币银行学》（第三版）的编写工作。

　　有思想的金融学家

　　周骏教授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完整的货币金融理论体系。他在货币流通理论、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金融风险管理、资本市场等领域均作出过重要的原创性贡献，提出了诸多新颖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仍是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应根据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计划调节货币流通，存款是货币量的一种存在形式，金融宏观调控在从直接调控过渡到间接调控的过程中须经过混合调控阶段等。

　　周骏教授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经过长期思考，他撰写了《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劳动价值观》、《我国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等文章，这些文章均被收录到《周骏选集》一书中。他还注意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著作，如《四书》、《左传》等，形成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系统看法，并以此教育学生。

　　周骏教授非常重视教材建设。他撰写和主编出版了7部教材，这些教材在金融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他与人合编的《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他独自撰写的教材《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金融学》、《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与四化建设》分别于1983年、 1987年、1989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其中，《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于1988年获财政部优秀教材二等奖，《社会主义金融学》于同年获全国高等院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二等奖，《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与四化建设》先后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与王学青教授主编的《货币银行学原理》，1996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2011年第三版时更名为《货币银行学》。该教材曾是国家教委推荐教材，后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重视实践是金融教研之本”

　　周骏教授认为，培养自然科学家要进实验室，培养社会科学家要进入社会，不了解社会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在其代表作《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一书的前言中，他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力求运用各种有益的理论，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并尽量运用实证的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我觉得可将他倡导并践行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一论两实”，即理论、实际与实证。不仅金融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金融教学也要联系实际。周骏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金融教学研究应该始终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与经济生活共脉博。重视实践是金融教研之本。”

　　周骏教授不畏模型，喜用数据说话。1993年，周骏教授出版《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一书，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该书第三章研究了我国货币需要量的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第四章研究了我国货币供应模型，分析了个人行为、企业行为、国家行为如何影响货币供应等问题。该书有编号的模型或公式就有39个，还有许多模型或公式没有编号。周骏教授不仅能将这些模型的经济含义说得很清楚，还能交待清楚其来龙去脉，这在老一辈金融学家中是难能可贵的。2011年6月，周骏教授在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提出，根据我国30多年的发展经验，最好的政策组合是16%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9%的经济增长率和1%的通货膨胀率，他希望中青年学者对这一实践经验加以研究。

　　周骏教授曾长期担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货币政策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会主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金融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在6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积极建言献策、提供咨询，服务社会、学用结合，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以及重大金融决策提供了建设性意见。货币流通是周骏教授学术研究的起点。早在1965年，他就提出了按规律有计划调节货币流通的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他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建立“二元银行体制、多重信用形式”的主张，即区分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要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建议发展多元信用形式，推动多种金融机构发展。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是周骏教授学术研究的重点，他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建议：现金应单独作为一个货币供应量层次；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应是稳定币值和发展经济双重目标；货币政策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既要满足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需求，又要满足作为资产的货币需求。周骏教授主张资源配置必须“两只手”配合，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而优化资源的配置，既要市场调节的“无形的手”，又要政府计划的“有形的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率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福利。

　　勤奋治学与踏实做人

　　周骏教授在学习和工作上极为勤奋。我曾亲耳听他说，别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在看书；人家在玩你不玩，人家不学习你学习，当然你的成果就会多一点；做学问就是靠下工夫，没有什么窍门。他几乎没有节假日，平时不看电影，不逛公园，而是将精力用在做学问和教书育人上，真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尽管已年过八旬，但他仍坚持学习，坚持研究，坚持给学生作专题讲座。我们既为他身体之健康硬朗感到由衷的高兴，又为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感到无比的敬佩。

　　“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是周骏教授的信仰，也是他的真实写照。他经常告诫我们，“一个人要做事，先要做人”；“人活着，就应为国家和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困难的，但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例如，对国家要忠心、对朋友要义气、对父母要孝顺、对子孙要慈爱、夫妻之间要讲情义等。他尊重他人，从不摆架子，经常称呼我为“清华同志”。他在参加我们班毕业20周年聚会时告诫我们“得意不要忘形，失意不要丧志”，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