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中国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张华、一介、焦风、晓风、龙贡公等。浙江省义乌人。
　　
　　1891年1月18日陈望道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5月回国，同年6月，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20年12月起，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出版《作文法讲义》（民智书局）一书，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1927年兼复旦大学教授，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1928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离开复旦大学，从事写作。1933年7月，任《文学》月刊编委。
　　
　　1934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现象，与人一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创办《太白》半月刊，撰写多篇文章，宣传大众语运动。1937年6月回上海，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38年开始，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积极从事语文运动。1940年秋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1946年6月，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
　　
　　40年代，陈望道在上海和重庆发动了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1938)、《“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1938)、《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1939)、《从分歧到统一》(1939)、《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1939)、《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1939)、《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1940)、《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1941)、《文法的研究》(1943)等1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仍继续研究语法。1955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1958)、《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1956)等论文。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他在修辞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1932年）一书中。其中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对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分为38格），首先提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说法。该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创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修辞学著作。
　　
　　陈望道先生是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他不仅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对我国社会科学学术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德高望重的学者。陈望道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新闻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学术领域，特别是在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尤为突出。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很多成果，撰写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先后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有：《作文法讲义》（1922）、《美学概论》（1927）、《因明学概略》（1931）、《修辞学发凡》（1932）、《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43）、《文法简论》（1978）等。这几种著作在当时都具有开创性的，对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千万不要做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
　　
　　“不要轻易地指责那些变化现象的病句，不要去‘纠正’那些并不错的‘错误’”。
　　
　　“语言学家在于根据事实总结规律，而不是拿规律去束缚人家，千万不要做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
　　
　　陈望道先生是我最敬爱的导师。1959年，我进入他主持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开始时叫“语法修辞研究室”）协助他从事语言研究工作，此后就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了将近二十年。能够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望道师在一起，经常聆听他的教导，感到非常荣幸。他的为人和治学理念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终身受益。他倡导的治学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着重结合语言研究谈谈他的做学问的理念。
　　
　　在治学的指导思想上，他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做学问的指导思想，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论。比如，他强调“要用辩证的、发展和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和研究语文现象”。他在治学中处处注意贯彻唯物辩证法。《修辞学发凡》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修辞的典范，不仅有专门一篇论述“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而且全书的各个部分都贯穿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在讨论文法问题时，他说：“语文是发展的，丰富多变的，要正确对待群众在语文运用中出现的一些变化现象”。用发展的观点就“必须提倡语文运用的丰富性多样性。”他指出：“不要轻易地指责那些变化现象是病句，不要去‘纠正’那些并不错的‘错误’。”他批评有些语言学家过分强调语言的稳固性而约束语文运用的多样性。他还说“语言学家在于根据事实总结规律，而不是拿规律去束缚人家，千万不要做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当然，他并不反对规范，只是反对那种束缚语文的丰富多样性的所谓“规范”。相反他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又如，他认为讲辩证法，就要全面看问题。他提出，学术研究要防止片面性，指出语言学界分析文法现象时有人只讲形式，有人只讲意义，认为“那都是片面的”。在讨论修辞时，认为修辞是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并用辩证方法把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再如，他认为运用辩证法于学术研究，就要研究事物间的关系和联系，要通过现象找本质、找规律。他说，规律就是“普遍而又必然的关系，是客观本质的关系，任何学问都需要探求规律。”“现象比规律更丰富，要通过现象找本质。要通过抽象把共同的东西抽出来。研究文法就是要从具体事实里找出共同的东西。”
　　
　　“不要说空话，切忌贴标签”
　　
　　研究汉语必须从汉语的事实出发，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
　　
　　在事实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既要重视理论，也应重视事实。他提出：“做学问一要有材料，二要有观点，要把材料和观点结合起来，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他说，学术论文要做到“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搜集事实、罗列事实；讲道理就是阐释理论”。他认为“理论很重要，没有理论，语言学就不能成为科学。”“不但要有理论，而且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如果理论不正确，会使研究走上邪路。”他说：“语言研究就是要在具体的语文事实里抽象、综合出语法的规则或规律，上升为理论”。他认为单靠罗列事实不是科学的方法。有人发表名为《打雅》的文章，收集了“打”字的8000多个用例，就说“打”字“意义含混”，是个“混蛋到了头顶”的“混蛋字”。望道先生批评《打雅》只是罗列事实而没有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他说：如果进行抽象概括，“打”字的普通用法不过三种。据此，他指出语法研究除了最广泛地收集事实之外，还必须有抽象综合的方法，才能上升为理论。语言学界过去有人认为复旦的语言研究属于“海派”，说海派重视理论忽视事实，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陈望道先生不但重视理论，也重视事实。他说：“理论来源于事实，所以要重视事实的调查和搜集”。他反复强调，研究汉语必须从汉语的事实出发，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他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文法革新讨论时就提出，汉语的文法体系应立足于汉语的文法事实上，应该“从事实缔造学说，拿事实验证学说”。他主张讲究实际，注重事实，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认为从事实出发经过抽象综合上升为理论就是实事求是。
　　
　　在治学的态度上，他提倡要“刻苦严谨”。他指出做学问是艰苦的严肃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一丝不苟。他对年轻人严格要求，告诫我们年轻人要打好知识基础，不要急着写文章。提倡写文章先要从认认真真写卡片（那时还没有电脑）搜集资料做起。他自己在做资料上就花了大量功夫，如研究“单位词”（量词）时，就做了上万张卡片。他做的每张卡片都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研究室的年轻人注意扎扎实实做学问，一方面学习有关的理论和各种知识，另一方面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语料、做资料卡片。他教导我们写文章“不要说空话，切忌贴标签”。他指出“写文章不能单讲数量不顾质量”。他自己写的文章都是精益求精，每篇文章都力求有新观点和新材料，并要经过反复修改才去发表，如《论搭配复合谓语的探讨》一文，修改了十多遍。望道先生提倡的这种学风与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的浮躁学风是完全对立的。
　　
　　在争鸣中要坚持真理
　　
　　“做学问就是为了求得真理，所以在争鸣中要坚持真理”。如果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就要敢于坚持。他还要求我们在讨论时讲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打棍子”。
　　
　　在学术争鸣问题上，他提倡“坚持真理”。他说“做学问就是为了求得真理，所以在争鸣中要坚持真理”。他鼓励我们在学术讨论中要敢于说真话，而不应人云亦云，如果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就要敢于坚持。他还要求我们在讨论时讲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打棍子”。他自己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坚持真理。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某学者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陈望道先生就顶了一句：“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他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却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先生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终于将这种错误意见顶住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讨论语言学有没有阶级性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一般人怕犯政治错误，都“宁左勿右”，违心地说语言学有阶级性。陈望道先生认为语言学没有阶级性，指出真正科学的语言学，哪个阶级都可以用。在那个时代持有这样的观点是要有莫大的勇气的。我非常钦佩望老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陈望道先生把治学态度、治学原则、治学方法等都归结为是一个“学风”的问题。他十分重视治学的学风，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树立一个好的优良的学风，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说，这些治学思想理念具有当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陈望道先生不仅提出了治学理念，而且身体力行，不愧为学者的楷模。我们要向他学习，把他治学思想更好地发扬光大，使学术研究取得更好的成绩。
　　
　　“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
　　
　　“屁股要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研究学问不能从古人的成说出发，也不能从外国人的成说出发，而是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继承和创造的关系上，他既重视创造性研究，也重视继承性研究。他积极提倡“创造性研究”，认为学术上应有独创见解，“决不宜故步自封”。他认为，“研究学问不应当把定论看作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单记定论，准定只会守成，不会缔造。倘想缔造，必然还会发现问题，又会灵活运用方法解决问题。”他提倡独立思考，敢说敢想（不是胡思乱想）。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检验。”他也提出要重视“继承性研究”，认为继承性研究是做学问的基础，创造离不开继承。他用体育运动中的接力比赛来作比喻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做学问就像接力比赛，一棒一棒接过来、传下去；前人的研究成果就是学问前进的接力棒，提倡继承性研究，就是把前人的棒头接过来，但不是停下来，而是要继续跑，跑得更快。他反复强调做学问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造，然后再传下去再不断创造。这把做学问的继承性和创造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得既生动又透彻。
　　
　　在如何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上，他提出应批判地继承古代的优秀学术遗产，批判地吸取外国学术中有用的东西。他主张对古人和外国人的代表性的著作加以系统的研究，学习和借鉴人家研究学问中的有用的方法。“只要有用，都可吸收来，不管是古代、现代、外国”。但是，“位置要摆正”，“屁股要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他的《修辞学发凡》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学者有关修辞的某些论述和借鉴外国学者有关修辞的某些观点的基础上，根据汉语修辞事实构建起来的，并有很大发展和创造的崭新体系。他在文法中根据功能划分词类的观点以及句法上区分“配置”和“会同”的观点，也借镜了欧洲学者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的思想。但在他看来，“古今中外”里更重要的是看重“今”和“中”。他指出：“研究学问不能从古人的成说出发，也不能从外国人的成说出发，而是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以他反对“据外论中”、“以洋律中”的“中外派”或“据古论今”、“以古律今”的“古今派”。主张在学习古人时“以今为主”，在学习外国时“以中为主”，提出“用一种新的方法加以结合，合流成为“新的‘古今中外派’”。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外国语言理论的问题上，他认为“闭关自守”和“盲目接受”都是不好的学风。他特别反对那种不顾中国事实的对外国学说亦步亦趋的学风，反对语言学研究中不注重汉语实际、不概括汉语事实的不良倾向。他说：“语言学界有些人学风有很大的毛病，对中国自己的语言学不尊重，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以外国的成说成论当教条出发，照搬照抄人家的现成结论，机械模仿，生搬硬套，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他说“言必称希腊，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种学风不好”。针对这种照搬外国理论的倾向，他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要建立中国化的语言学”的观点。这和今天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极其相似。望道先生的这种思想对当前语法研究中（乃至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盲目迷外倾向，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