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基于“进步”之理念，特别重视启蒙的意义，将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形式，并以此为标准来检讨和批判中国传统的精神生活方式，得出一些崇西抑中的结论。譬如儒家之“教化”观念，往往被解读成蒙昧主义的样本，与理性精神格格不入。实际上，教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中另外一种自我成就的方式，其完善人类自身的初衷与近代启蒙的选择并无二致。

　　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是近几十年来中外学界潜心探究的大课题，研究路径大体有两种：一是消极的否弃，以后现代主潮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二是积极的建构，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诠释学为嚆矢。

　　最具建构性的启蒙反思，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代表。面对技术理性的极度膨胀和科学主义的泛滥已极，诠释学着力挖掘“精确科学”以外的线索，寻索欧陆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特别是近代德国由黑格尔、狄尔泰等人开启的“精神科学”的路向，试图为已经被启蒙后果所边际化或遮蔽掉的心灵世界寻回失落的家园。 “教化”概念起到了基石般的作用，它是整个人文科学的原点，与启蒙理性的逻辑科学相对，精神科学在本质上便是教化的哲学。教化构成了一种精神的回环运动，既是生命主体特有的感知与践履的内在活动，又是人类精神的普遍性通过特殊的传递方式而呈现其永久价值的外在标尺。这个传统在古典人文主义中一直居于核心位置，只是随着启蒙的兴起和技术理性的成长，在科学方法论的强力挤压下，才日渐晦暗。

　　罗蒂指出：教化的重要性在于重新确立作为自我创造的人类精神的意义，从而在“精神”观念上，与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康德的先验论划清了界限。作为“精神科学”之基石的教化概念取代了作为思想目标的“知识”概念。受伽达默尔的启发，罗蒂将近代以来具有“逻辑科学”背景的认识论哲学统统划归于“系统哲学”，而别立“教化哲学”之名，专指热衷于实践智慧的哲学家。与系统哲学的独断特征相比，教化哲学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些反讽和警句，但它永远都是敞开的，反对普遍主义的僵化模式。

　　启蒙与教化之间的张力开启了一条理解中国哲学的新思路。启蒙为了造成理性之光的强烈感和凌驾感，而不惜贬低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不承认所谓“未经反思的常识”，以逻辑的合理性来取代精神的适恰性。相反，教化却是日常生活的呈现，更看重生命的实践性、整体性，以及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和把握事物的在场感；无所谓主体或客体，更没有终极性的目标和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永久的敞开过程，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教化。启蒙为了烘托理性发现的意义，不惜夸大中世纪的黑暗，强化历史的片段感和人类精神生活的非连续性，造成了历史的鸿沟和人类精神资源的隐匿与流失。“教化”概念的提出，正是要复现被断裂化了的历史，重新连接人类精神演化的链条，唤回人文传统的记忆。启蒙理性的成果之一，便是专业化的哲学学科的建立，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各式系统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严格划界，使其变得日渐狭窄化，乃至于边缘化，这也是当代哲学所面临的困境之一。而教化哲学在诸多的边际地带寻找着联系，试图发现问题，探讨交谈、对话的可能性，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突围。

　　从教化的观念来看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就多了一层融洽感。人们通常把教化与儒家学说联系在一起，儒家的形象和定位离不开“教化”二字，所谓“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教化是儒学之本，是儒家人物之“天职”，也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儒家的“人文化成”不是一套简单的知识系统，而是一种实践智慧，除了外化的形式和种种操作技术之外，它更为重视内在的形而上理据和人性天道的本体性根源。教化是人的本性使然，是人自身获得存有意义的要素，如孟子所说的“善端”，非由外铄，我固有之。教化的道德本体意义构成了儒家哲学的核心，在宋明理学精神世界的内敛化形态当中，它可以转换成一个自我修养的问题。教化的整体性意义，使之在形而上的层面产生种种论说，而在现实中，则呈现其程序性、层次性、社会性和实践性。

　　教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儒家哲学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使我们对启蒙与教化的不同有新的认识，也帮助我们重新梳理因启蒙意识的泛滥所导致的种种现代性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种种现代理解之模式。启蒙不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唯一路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或者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特别是就儒家哲学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教化的理解，而不是启蒙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