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为什么？如何为？这两个问题，是早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提出的，也是每个计划要将自己的生命抵押给写作事业的人所必须要考虑的。在“为什么”和“如何为”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讲话与略萨的来华讲演发生了不期然而然的联系，这件事看似吊诡，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文学艺术必须面对的两个基本命题。

　　为什么？

　　说得理性一点，就是价值观的问题。略萨坦承，他之所以要写作，更具体地说，他之所以要写小说，其实并不是起笔伊始即怀揣一个“宏大”理想，也没有从“民族/国家”大计出发去写小说的。这情形，有点像当年不少参军打仗的老前辈，实话实说，人家就是希望有个吃饭、穿衣的好去处，将来能有个“吃皇粮”的事儿做，就这么简单。非如很多时髦的国产军事题材影视剧中所描述的，动辄就用拿破仑那句让人听得耳朵起茧子的豪言壮语来说事儿，“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略萨这人很坦率，他直言：自己的写作动机，就是“经历过的一些记忆，逐渐产生一个胚胎出来，然后经过很多费神的工夫。”就这么简单。复杂的结论往往是理论家、批评家们搞出来的，而且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大有悬壶济世、经天纬地之概。略萨在开始写作前，总是会把某些生活的经历变为动力，然后以非常强的动力来写作。这似乎是一个神秘无解的问题。略萨认为，这些动力，特别是从创作角度说成为动力的一些经历，有些可能是对人生造成创伤的东西，被写作者无意识地藏在内心了。略萨想要强调的是，他写作是因为他经历过一些事情，他并不是蓄意去“找”一个经历（类似我们常说的“深入生活”、“寻找素材”之类），然后把这经历变成故事。从来没有。略萨说，如果作家对城市景观有兴趣，对国家发展有兴趣，那就应该发出声音。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就要维护它。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能够贡献什么东西，就贡献什么东西。作家是在臆想世界中旅行之人，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做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

　　略萨的高明在于，他虽然强调作家创作的法乎自然，法乎生活，重视个人经历，重视自己的感受，但他没有止于这些，而是进一步延伸了他的体会，将之引入更为深刻和广大的社会政治、民族国家的范畴。在略萨看来，作家应该有幻想、有想象，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都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因为当作家在面临大挑战的时候，时代让作家在“宏大事业” 上可以做出贡献。这就是略萨的文学观。这就是略萨向我们阐明的“为什么”。事实上，略萨的“为什么”与毛泽东的“为什么”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至少是殊途同归的。只不过，毛泽东首先作为一位政治家，他从一开始就高张政治大旗，直奔主题地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主张“民族的、大众的”文艺；而略萨作为一名作家，一开始他只是说自己的写作缘于“某些生活的经历”，但随着话题的深入，略萨终于也提到了“国家发展”、“为政治做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这样很有思想深度、人文厚度、文化广度乃至政治高度的话语。在略萨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全球所有作家面临的问题。庆幸的是，略萨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道出了很有辩证法的悖论意味的经验之谈、不刊之论：一方面，他强调作家可以也应当反映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他又告诫说，作家不能指着当下的政治题材来生活，文学的题材应与历史的思考结合起来。作家应该离具体政治问题远些，不然作品的生命力不会长久。文学如何更深切地关注生存的世界，如何介入当下，如何用想象力穿透生活而绝非简单地复制生活，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对曾经有过“文学附庸政治”深刻教训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洪钟大吕、警钟再鸣。

　　如何为？

　　这其实也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则是创作方法、写作方式问题。写作对略萨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极好方式。有时因为某个契机、某个启示、某个事件，突然间略萨觉得要写一部小说，于是就动笔写作。有些事情在写作者生活中发生过，产生过，不可抗拒的动力必然会促使他去写作。这感觉确实很怪僻，很吊诡，很非理性主义。实际上，略萨从未想过去写那些不是发生在秘鲁的事情。并不是说他有民族情结，按照作家本人意志，他说自己只能写自己国家的事情。正如福楼拜所说的，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略萨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能是关在自己书房里闭门造车。这就与现实主义写作形成了“同构”、“同谋”之关系。而我们有些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跃过了龙门的“身怀绝技”的作家，总爱在朋友或批评家面前炫耀，说自己的小说“纯属虚构”，绝无原型，更没有生活的影子，并以此作为他们招摇撞骗的资本。说白了，这也正是我们有些小说越来越荒诞（并非卡夫卡式的），越来越离奇（亦非金庸式的），越来越经不起推敲的“死穴”所在。有鉴于此，人们对小说丧失了曾经有过的阅读兴趣，转而去读那些“非虚构作品”、职场文学了。这也正是《梁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非虚构作品”大行其道、风生水起的真正原因。与小说相比，非虚构作品的取胜点在哪里？按说，虚构的魅力是多么不可抗拒，它可以大开大合，选择不同叙述视角，利用丰富多样技法，挥洒自如而淋漓尽致，可以在阅读期待中获得更多的传奇、巧遇和戏剧性。而非虚构作品的魅力是真实，但难道仅仅在于真实吗？如果这种真实没有抵达略萨所指涉的“国家发展”、 “为政治做出贡献”、“给予更大的透明性”，“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这样的深度，没有产生如此这般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真实会否沦为一种平庸甚至堕落呢？尽管个人经历、现实生活为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写作资源，但是如果没有略萨所说的个人与国家、作者与社会主动建立起的广泛而巧妙的联系，作品就无法精彩地呈现真、展示善、彰显美。

　　略萨认为，好的文学，应该使读者不满足，而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如同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诘问的：“从来如此，就对么？”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略萨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换言之，一个优秀作家，不是他能给予读者多少，而是他给读者留下多少。从读者角度说，他们从作家那里所能引以深思的永远比得到的要多得多。这就是文艺理论家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这就是作品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好作品让读者读完后，对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抱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就像我们读完《红楼梦》、《水浒传》、《阿Q正传》、《家》、《日出》等作品的感觉一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大千世界。正如媒体所言，略萨像一股旋风，在中国一掠而过。但他的作品却不会“随风飘逝”，将给我们留下可以反复咀嚼、消化吸收的宝贵精神食粮。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读托尔斯泰能感受俄罗斯的悲伤，读巴尔扎克能了解巴黎的浮华，读马尔克斯能破译拉丁美洲的神秘，读略萨则能知晓秘鲁独特的历史文化。如果说，30年前略萨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作家，30年后他还能影响当下中国的“80后”、“90后”年轻作家群吗？当许多中国作家都以请略萨签名为荣，都以和略萨合影为幸时，不知他们是否能够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本文开头那个两个问题：我们写作到底“为什么”与“如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