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在当下多元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现实的意识形态特征基础上，去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而只是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改良，以为这样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其结果只能是使得一切仍然沿着旧的、唯一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路径轨道去展开认知。一方面将西方经典进一步推向更加稳固的“超经典”位置，另一方面不但无力改变中国文学在旧有世界文学格局中的贫困状态，甚至还会由于被西方价值标准聚光灯的近距离集中聚焦透视和不公平数量比对，从而被无辜地钉到所谓“老生常谈”和“幼稚叙事”的耻辱柱上，因为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小说不会提供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样的满足”。

　　寻找对方内在匮乏和需求

　　历史上但凡文学艺术的所谓输出，大多数时候本质上是接受者自己主动地去“拿来”，历史上东亚的日韩诸国对中国文化的长时期持续接受便是如此，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大规模翻译和接受也是如此。我们也许可以控诉跟随坚船利炮而来的制度和宗教强行入侵，但实在不好抱怨文学和美学趣味是人家硬生生填鸭般逼你吞下的。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文学和艺术能够被本土读者所接受，一定是因为其有着可以容纳和整合这一他者文艺的文化和审美空间。

　　谁都不会否认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翁婿翻译的《红楼梦》均是上乘的英文译本，但是前者的接受范围主要限制在学院之内，而后者作为主动地拿来则大受社会欢迎，差异的确耐人寻味。仅仅以译本的所谓异化特征和翻译的语言技巧说事，说服力显然是不强的。除了内在的审美需求，这里至少还有类似对方的文化接受心理、审美匮乏需求和价值信任等诸种问题。语言和形象翻译过程中的意义和趣味过滤乃至添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对方内在匮乏和需求的过程，事实上，唯有需求者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不是主动送去者乃至强制塞入者所能够体察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接受者的接受选择倾向与发送者的文化和审美“正宗”趣味注定会形成冲突。我们绝不能因为面对每年欧美作品铺天盖地地主动翻译拿来，而中国文学每年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本被别人选择去翻译的局面，就因为心理上的不平衡而去越俎代庖，拔苗助长。至少，这在策略上是吃力不讨好的笨办法。而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索求中国文学的世界之路，即使费尽力气使西方编写的世界文学史中多了几个中国作家的名字，世界文学选集中多了几篇中国作品的选文，但依旧离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目标路途遥远。

　　将民族文学纳入世界文学

　　同时，我们尤其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文学不是自外于世界文学的孤立之物，而是世界文学生态的天然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仅仅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自我评功摆好，不足以真正认识自身文学的全面价值。没有自觉地把民族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范畴加以审视和重新认识，也是我们的民族文学缺乏世界性应有的美学评价和合理结构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特别强调自觉借鉴他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培养如巴赫金所言的文学理解的外位性习惯。正如他所说：“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民族文学的片面性和封闭性才有可能得以克服，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