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初创时期，我们党内发生过实事求是派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和话语权进行的尖锐思想斗争，其结果是实事求是派从教条主义者手里取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生根本转换，党的理论创新走上正确轨道，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经被表述为两种对立的样式：在教条主义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主要以“本本”形式出现；实事求是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体现为立场、观点和方法。两种马克思主义话语或者说两种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对待实践的态度、指导实践的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
党在幼年时期，教条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在教条主义话语体系里，马克思主义是以经典作家的论述、俄国革命具体道路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被简单化为照搬俄国经验，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办，用不着研究中国实际。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的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不会“自动地”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具体问题。他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反对简单照搬别国模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中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给予充分的理论证明。但是，毛泽东的实践及其理论成果由于不同于俄国道路，被讥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相反，由于教条主义者掌握着话语权，尽管教条主义几乎使中国革命走入绝境，但总能为失败找到理论上的借口。
经过红军长征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形势的变化，随着党内实事求是派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全党对教条主义危害认识的深入，在理论上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渐渐成熟。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论新阶段》，辽东建国书社1945年版，第89—90页）会上，王明表态赞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又提出所谓五点需要注意的问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庸俗化、不能以孔子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用旧文化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忽视国际经验。（《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638页）表面上看，“五点注意”在学理上冠冕堂皇。但联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境看，王明之所以附加一些条件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包括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于仍然以马列主义“正宗”自居，用多读了几本马列和共产国际来压制毛泽东，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定，保留渐渐失去的理论话语权。
但是，毛泽东的主张获得了多数同志的支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理论话语中确立起来，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垄断被打破。这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由教条主义转换为实事求是的重要节点。从此，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逐步从教条主义者手里转移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手里，党的理论创新由此沿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系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教条主义从党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中比较彻底地驱逐出去。到党的七大，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向自觉的重要里程碑。
历史常常惊人相似。邓小平理论创立之初，也有过几乎相同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前后，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教条化。“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学习“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他还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将毛泽东思想碎片化、片面化。“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说成是“中国几十年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伟大的天才”，鼓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要“句句照办”。粉碎“四人帮”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仍然在延续。“凡是”派实际掌握着毛泽东思想话语权，毛泽东思想为教条主义所束缚和窒息而不见真面目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徘徊不前。
针对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7页）邓小平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43页）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是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确立“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节点。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践作为真理标准重新确立。以此为突破口，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权逐步转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手中，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重新确立起来，“凡是”派的教条主义逐渐退出党的理论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新转移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来。从此，我们党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邓小平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飞跃。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两次围绕话语和话语权展开的思想斗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自身发展中，话语和话语权至关重要：一方面，它左右着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另一方面，框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方向。要使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实现指导实践的目的，必须掌握和用好理论话语权，使科学理论在正确的话语体系中发挥指导实践的功能，同时获得真正的发展。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理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