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构建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
2011-07-14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 钱理群
来源：社会科学报
我在一次关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访谈里，曾经对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研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樊骏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他所做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他对我们这一代的重视、培养和影响，是不可忽视，应该认真研究的”。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樊骏对于我们学科，还不只是这些具体的贡献，或许还有着更大的启示意义。
读樊骏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学科评论”与“学科史”的研究上。他并不注重个人的学术发展，而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以此作为他的学术的主攻方向。如樊骏自己所说，这样的选择，开始也有偶然因素；但越到后来，就越自觉，并激发出“责任感”，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随时留意和反复思考这门学科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自己也终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一角色”，而甘当学科发展的铺路石。这样的责任感和内在动力，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对学术、学科的使命感，承担意识。
我们讲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讨论创建、发展这门学科的两代学者（以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钱谷融、田仲济、陈瘦竹为代表的第一代学人，他们都是樊骏学术史研究的对象；以樊骏、严家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的精神传统。
精神资源：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翻开《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一篇论文《论文学史家王瑶》第一页，樊骏在描述王瑶等前辈创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精神力量时，首先引用的就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这句话。这是一个重要提示：正是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这两代学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和学术资源。而樊骏在这方面更是有着高度的自觉，他的论著中反复引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作为他立论的基础，这绝不是偶然的。更值得注意的，樊骏是在八九十年代，人们迫不及待地向西方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淡化以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下，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而他的坚守又完全不同于当时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的态度。在这两方面都是十分难得，极其可贵的。
有意思的是，在引述马克思以后，樊骏又紧接着提到王瑶这一代人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精神的继承；而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的精神前驱，还有但丁以及中国的屈原、鲁迅。樊骏所勾勒出的，是两个精神谱系：一是西方传统中的“普罗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马克思”，一是中国、东方传统中的“屈原——鲁迅”。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都是这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两大精神谱系。而樊骏对继承这两大精神谱系，或许是有着更大的自觉性。
学术观：“寻求、发现、保卫”真理
这两代学人对学术的理解，樊骏说得十分直白：学术研究是一个“科学”工作，而“科学”的本质，就是对“真理”的“寻求，发现”和“保卫”。这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常识，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与现实的学术背景下来考察，就显出了其不寻常的意义：学术是追求“真理”的“科学”，就不是“政治工具”，不是“谋稻粱和名利的手段”，不是“游戏”，不是“自我表现和个人趣味的满足”，这样也就自然和政治工具化、商业化、娱乐化、趣味化、纯个人化的学术研究区别开来，而后面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始终是历史与现实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因此，坚持这样的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的科学研究，不仅在王瑶那个时代，而且在当下中国，都是具有极大批判性与反叛性的。而这样的批判性的、本质上的科学性的学术，正是我们始终匮缺的，因而特别值得珍视，需要一再呼唤的。
精神：锲而不舍、以身殉之
樊骏在总结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时反复强调的：“马克思曾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来形容寻求、发现、捍卫科学真理的艰苦，提醒人们要有为之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精神准备。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都出现过普罗米修斯式的、浮士德式的为科学事业而受难，却仍然锲而不舍、以身殉之的学者。所以无妨把这看作是科学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樊骏在这里把马克思、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的精神传统概括为“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而且把学术工作看作是一个需要献身的事业，这都是意味深长的。而在樊骏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由于它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参与，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就决定了它难以逃脱的“厄运”，“它的发展往往成了一场场灾难”，因此，就特别需要献身精神。
而樊骏也确实在这门学科的开创者那里，一再发现了这样的献身精神。这是他眼中的王瑶先生：“跋涉在这条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的道路上”，“如但丁所描绘的和马克思所借用、发挥的那样，做到了‘拒绝一切犹豫’，没有‘任何怯懦’”，“他确实像鲁迅描述自己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时所做的那样，‘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然后继续迈步上路；表现出屈原所抒发过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精神”，而他的最后“病倒在学术讲台以致不治”，也是表现了“对于学术事业的专致与赤忱，彻底的献身精神”。樊骏也同样在唐弢先生身上发现了为学术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他在描述前辈的学术精神时，反复提到“专致”、“执著”、“坚韧”、“锲而不舍”这样一些概念。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精神传统，或许这也是最具有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特点的：因为这样的“锲而不舍”精神是直接源于鲁迅的韧性精神传统的，而且是由学科发展道路的空前曲折与艰难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
樊骏在谈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献身精神”、“韧性精神”传统时，特地指出这是一种“神圣感情”。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的学术观所内蕴的其实也是学术的神圣性和精神性。学术研究之所以值得为之献身，并付出执著努力，就是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之为人的精神需求，把人的生命升华到神圣的境界。这是学术研究区别于其他职业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学术研究永不枯竭的动力所在，也是学术研究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与幸福感的真正源泉。在我看来，许多学者学术动力的不足，学术研究越来越失去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神圣性与精神性的弱化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样的学术观今天很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消解理想，消解精神，也消解神圣的时代。因此，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需不需要献身精神与韧性精神，大概都成了问题。不过，在樊骏这样的学者看来，恰恰是在这个一切物质化的时代，更需要呼唤精神。他曾经这样谈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外在学术环境和状态：“市场经济的运作毫不留情地把学术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学科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在普遍的社会心理中这类学术事业更是越来越受到冷落”。面对这样的现实，樊骏特地撰文赞扬和呼吁“没有彷徨，没有伤感，在寂寞中依然焕发着献身学术而一往无前的炽热精神”。而到了新世纪以后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又面临着体制化，被收编的危险，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淡泊名利，坚守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就更有了特殊的意义。而要真正坚守学术，就非得有韧性精神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