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道德文章 后学楷模

2011-07-07 作者：高帆 来源：社会科学报

　　在中国经济学界，“孙冶方经济学奖”是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学术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是为纪念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而设立的，其设立的初衷在于以孙冶方的学识、品格和精神昭示后人。
　　
　　为价值规律鼓与呼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学界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普遍认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存在价值规律的，在不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则不存在价值规律，价值、利润、企业管理和价值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就成为当时理论研究的“禁区”。与此同时，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实践中也出现了较多片面强调大干快上、超英赶美、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是顺应“左倾”思潮来为当时经济理论和实践推波助澜，还是正本清源依靠严肃的理论探究来正确指引经济实践？
　　
　　孙冶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刊发于《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的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中指出：不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或是初级阶段，价值规律将始终存在着并且作用着，在不同时期所不同的只是价值规律作用的方式。在上世纪50年代，明确提出价值规律仍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这无疑需要坚实的理论素养和巨大的学术勇气，但孙冶方不仅做到了而且一以贯之，1964年他更是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在当时无疑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功效。
　　
　　强调价值规律、为价值规律鼓与呼是孙冶方开展经济研究的重要线索，这可以从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的文章《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得到证实。显然，由价值规律出发，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成果，而企业就要依靠利润指标来标度其成本收益核算。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低效率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增长，从反正两个方面证明孙冶方强调价值规律、最小-最大原则和企业利润追求是正确的、是具有前瞻性的。
　　
　　求同存异与“不是气象学家”
　　
　　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以其厚实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孙冶方撰写的《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孙冶方选集》、《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等文献，仍闪耀着思想光辉。
　　
　　但孙冶方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著作和学术思想，更在于其治学方法、人格力量和道德魅力。孙冶方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的前言写到：“我一向主张在学术问题上‘求异存同’。我喜欢同别人指名道姓地争论，也很欢迎别的同志对我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我认为，那样做有利于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经济科学的繁荣。”求同存异可能会导致对理论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化和全面化，而求异存同则更能在各种观点的交锋和对撞中深化思想认识，以求异存同作为治学方法体现了孙冶方对理论和真理高度负责的态度。
　　
　　更值得称道的是，孙冶方对自己经过严谨论证的理论观点具有“从一而终”的坚守品质。1963年底，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扩大会议上，孙冶方仍强调利润是衡量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有人劝他说:“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一甩袖子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1964年8月，孙冶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定性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4月被关入监狱。在牢狱里，孙冶方在无笔无纸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经济论》前后打了85遍腹稿。1975年4月孙冶方出狱后对军宣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随时局而做流行文章，不因困窘而改变理论见解，这体现了孙冶方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淡泊名利的态度、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正直坚毅的品格。
　　
　　无论是就学术成就还是就人格力量而言，孙冶方无愧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称谓。正如《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学术界公认“最小最大”是孙冶方公式；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是我国经济学界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是我国经济学界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是我国学术思想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真理而勇于献身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