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2011-07-05
作者：李义平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事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欠账太多，在财政支出中社保、医疗、教育的开支远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与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失衡，虽然从数字上看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提高，但由于上述方面欠账太多，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提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中国经济要健康平稳地发展，必须校正这种失衡。
一、失衡的成因分析
1、在经济增长主义思想支配下，增长本身成了目的，民生被相对忽视
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数量是无可厚非的，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把单纯的GDP的增长始终当作压倒一切的目标，为增长而增长，且置于人民的福祉之上，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顾后果，一旦超过应有的度，就演化成了笔者所讲的经济增长主义。
一个时期以来，一切为了增长，一切为了GDP充斥着各级政府主要领导的思想，以致难以有效地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难以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因为，一旦把增长作为目的，初次分配自然会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转移，因为政府和企业可以用其所得继续投资，继续促进增长，继续生产更多的产品，致使居民收入有限，直接制约了内在的消费需求。进而，作为再分配，在国家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其支出结构一定会偏向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资，因为这样的投资格局有利于继续增长。在增长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尽管有些生产性基础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转而投资民生会产生更大的效用，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有这种理想的结果。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缺乏进一步制约了内在的消费需求。增长主义绑架了民生，是我们一直强调改善分配状况，改善民生，却迟迟难以见效的根本原因，因为上上下下都为了经济增长。有媒体报道，有的经济强县只有一辆救护车，这是经济增长主义的典型表现。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地方政府还放任高房价，因为在他们看来，高房价象征着发展。还有的地方政府明里暗里对污染企业网开一面，极大的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经济学对单纯增长主义的弊端有着深刻的反思。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他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早就批评过这种专著增长，忽视公共目标的现象，明确提出应当关心人，关心公共目标。加尔布雷斯批评道：“‘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的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从商品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影响，制药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 加尔布雷思的结论是，应当把对物的关心转移到对人的关心，对“公共目标”的关心上。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突出“公共目标”，那么，任何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都是无济于事的。
2、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混淆
我国历史上是集权社会，在集权社会的基础上又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低效迫使我们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然而由于我们对市场经济知之甚少，以致混淆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经济政策是把应当和适合市场化的竞争性领域，适合通过市场解决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改革推向市场，由市场去解决。而社会政策则着重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不适合市场解决的领域，主要由政府负责和提供，这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典作法。如果把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向市场，由个人负担，那就是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混淆，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却混淆了二者，在改革的名义下把一切的一切都市场化，以为这就是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的，即使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这样的格局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对，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这种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象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政府不仅对私人投资具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政府投资最多的领域。当年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改革高歌猛进的年代，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领域推向了市场，推向市场的实质是由人民群众个人负担。人们经常发问，为什么美国老太婆贷款买房，中国老太婆要一辈子攒钱。这背后的实质是美国老太婆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无后顾之忧，中国老太婆必须自己给自己保障。这种现象面对经济危机时表现更甚，为了给自己保障，压迫的民间消费能力十分有限。把社会服务完全推向社会，本身是对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源的一种掠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服务的相对短缺为代价的，人民群众以个人承担社会服务的形式为经济发展减轻了成本。
用市场化的政策推动教育改革，是混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典型案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把全民义务教育当作一项重要的社会革命目标。各国历史表明，教育事业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是不可能靠市场机制发展起来的。教育本身虽不能赚钱，但教育投资却是政府投资中效率最高的。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未来的竞争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竞争。用经济政策推动教育改革会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会出现重点大学农村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更多的学生会上不起学，社会就不能有效吸纳来自社会下层的优秀人才。另一负作用则是卖文凭，卖给有钱的或当官的人，表面上看拥有高等文凭的人越来越多，实际文凭的含金量在下降。
目前房地产问题的尴尬是把社会问题简单地等同于经济领域的又一生动案例。上一世纪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把住房问题完全推向了社会，让市场去解决所有人的住房。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告诉我们，市场是嫌贫爱富的。经济学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都是基于市场价格的。生产什么，什么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就生产什么；为谁生产，谁出的价格高就为谁生产；怎样生产，劳动力便宜就用劳动力生产，机器便宜就用机器生产，这是基于投入和产出的比较。据此，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市场只能解决高收入人群的住房。至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政府的援助，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然而，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显然不能让地价卖的过低，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对于保障性住房明显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如果房价跌落，地方政府则显得特别着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动用人民群众的纳税钱予以援助。
在把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的同时，却特有地保持了市场化过程中的一块“绿洲”，这就是公务员的福利体系和特有的“特权”体系，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而却不忍受市场之痛，乃至每年“国考”人员不断增加，人们对稳定而有着尊严的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小政府，而我们的政府却越来越大。
不分青红皂白，不加控制地用市场化的经济政策推动社会领域的改革，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房地产等领域不仅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且这些集团日益变得强大，以致能够抵制政府改革，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对市场经济的怀疑。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机构中司法行政力量是社会公正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用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对他们进行改革，让他们在市场上挣奖金，那只能是乱收费，乱罚款。所有这些都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混淆的结果。
3、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功能的错位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功能的错位。
对于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区分，亚当·斯密有着经典的论述，他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把资源配置得很好，不能把投资的权力交给大言不惭的、自认为有资格的国会议员。至于政府职能，具体有三：一是公共安全；二是法律秩序；三是公共工程。对于公共工程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些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很有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该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的利润绝对不能偿其所费。所以从这类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
即使按照现在的认识，政府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只能是：
⑴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服务。这些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领域通常由政府提供。
⑵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重要。
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提供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吸引人才，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制度安排和环境。波特认为，这是一国一地区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⑷严格控制的、规范的、透明的、极其必要的宏观调控，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的宏观调控。
现在看来，我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颠倒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一是把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误以为也可以市场化而推向了市场。二是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直接投资上项目、拼经济，以致不怕重复建设，不怕产能过剩，不怕破产。当政府倾全力拼经济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公共事业，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失衡。当然，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与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形成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移动，与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标准，与干部选拔过程中群众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不无关系。
由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能混淆引发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失衡，使人民群众不堪重负，以致开始怀疑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二、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校正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失衡
1、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地校正快速发展中的失衡
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失衡，首先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增长方式带来的，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校正失衡。基于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贯穿于整个十二五期间的重要战略。温家宝总理在新近召开的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放慢速度提升和调整结构，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具体的落实在未来五年的政府工作中。
欲要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民生放在首位，提出把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是说发展必须给人民福祉带来实惠，经济增长服从于民生，服务于民生。转变发展方式提出必须强调内需，认为内需是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建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后，新的发展方式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调统筹兼顾。所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明确和强调。
2、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职能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的混淆。我国历史上是集权制社会，又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历史的“路径依赖”容易使政府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越俎代庖。对于我们特别需要努力做到的是，让市场在它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尽可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受到干扰，让政府在它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淋漓尽致地发挥作用而不越位。人类自从步入市场经济的以后更多的失误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人们通常把市场的自我校正过程当作市场失灵而横加干涉，并因此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基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民生问题政府应当切实负起责任来。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欲要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主要靠市场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主要靠政府推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投资的主体，市场经济下经济发展严格来说是微观层面的事。这种情况下政府继续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投资的主体，不仅会混淆政府和市场的功能，而且会因政府掌握大量的资源并热衷于审批制度而由此产生诸多的腐败问题。故此，政府应当更多倾心于民生，更多的投资于民生，生产性投资应当更多地交给企业。
3、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设计新的考核指标
干部的考核指标如同高考指挥棒，考核指标要服从于一个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需要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把GDP作为主要指标是有其合理性的。现在全党全国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按照新的发展方式的要求设计新的指标。鉴于保障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新的考核指标应当包括公共服务、社保、医疗、教育、依法行政、社会稳定、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与自然的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宜于创业、宜于吸引人才、激励创新等。
其次，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一些地方干部所以忽视民生，热衷于政绩工程，甚至说大话、假话、套话，是因为有关上级会认为这就是发展经济和成绩，因为上下级之间存在着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相比之下，处在一线的人民群众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更多的信息。只有让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2]加尔布雷思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马克思.资本论(第？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