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外交理论新发展
2011-07-05
作者：杨洁勉
来源：《文汇报》
9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改变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国家命运，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外交和国际问题，在成立之初就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为历史使命，并在夺取政权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重视国际因素和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60多年的共和国外交史上，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设者，又是中国外交的实践者。在把党的思想路线转化为对国家外交领导的探索和创新的各个历史阶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后者又奠定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再创造，是新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还是中国汲取其他国家和人民优秀思想和成功实践的结果。而且，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论做出了历史性创新的同时，也为当代世界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了时代性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主要由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等三大部分组成。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即中国对自身和世界关系的总体看法，主要由时代观、体系观、利益观、民本观等要素组成。中国外交的时代观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根本转变，直至今天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为潮流的时代”。中国外交的体系观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紧密相关，后者经历了从疏离到参与再到融合的艰难历程，实现了从国际体系的“受害者”、“革命者”、“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角色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外交的利益观基于又不限于国家利益，中国在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后最终确立了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大利益观”，从而拓展了中国外交的空间，提升了中国外交的道义力量。中国外交的民本观凝聚了党和政府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反映了中国外交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深化认识“民本”的新思想。
中国外交的战略思想，即中国对自身和世界关系互动的总体思路，主要由全球战略、地区战略、国别战略和领域战略等要素组成。中国的全球战略经历了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三个世界划分到同舟共济的互利共赢各个不同阶段，体现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国的地区战略的核心是友好睦邻，从上世纪50 年代中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周边是首要”的认识，无一不是中国“友邻、睦邻、富邻、安邻”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国别战略在发展中不断创新，一是中国视为关键的大国关系已经从原有的西方传统大国发展为传统和新兴大国并举，二是中国视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关系已经从原来的“革命战友”发展为“合作伙伴”，三是中国从全球的视野更加重视发达的或发展中的中等国家。中国的领域战略是中国外交新的增长点。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领域问题日益增加和突出，中国领域战略的目标是携手世界共同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在战略思想体系化和成熟的过程中，中国对全球、地区、国别、领域等战略思想进行了复合性的整合，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外交的政策思想，即中国外交实践的具体思路，主要由原则思想、应变思想、谋略思想和务实思想等要素组成。中国在具体推进对外关系时特别强调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一脉相承就是坚持原则思想，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不结盟原则等。与时俱进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政策，如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与打击海盗行动、推进各种战略或合作伙伴关系等。谋略思想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对外政策之中，但中国的谋略思想具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特点，体现为中国因势利导和趋利避害的高超外交手段。务实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亮点，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照顾各方利益，在应对国际性危机和热点问题时努力实现“软着陆”，在建设国际新体系时强调渐进式改革等。
处于历史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整个社会正在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而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和创新性的探索。我们在完善中国外交总体思想时，应聚焦于中国国力倍增和社会巨变对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围绕今后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世界潮流的判断，集中解决中国如何看世界和世界如何看中国的问题。我们在完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时，应确立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透明宣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和道路，立足但又不限于主权国家的思维，进行国别和领域的综合运筹等。我们在完善中国外交政策思想时，应扩大外交决策的参与者并加强它们相互间的协调，加快外交决策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增加外交政策的规划性和执行力度，提高国内和国际对我外交政策的接受度和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