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翻译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多元、多域、多方向的时代。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以“译者”为翻译权力主体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理论成果。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翻译流程中，译者不是中立的，不能游离于所处的政治时代之外，更不可能远离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词、定名、组句等行为也因此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改造、变形与再创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由朱耀先与张香宇合著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文化·翻译》一书，力求以时代的眼光和开放的态度，着眼国家和平崛起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迫切需求，紧紧围绕翻译活动与政治、文化的制约作用，在借鉴、吸收斯皮瓦克翻译理论中的理想译者所具备的条件、庞德独具个性的翻译策略、韦努蒂译论观点等现代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为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翻译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等关乎翻译实践着力点的重大问题，作了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探讨。其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开启了译论研究的新维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视角考察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翻译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但关于政治、文化与翻译关系的系统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政治·文化·翻译》一书从 “政治与翻译”、“文化软实力与翻译”等维度，重新观察了翻译实践中的语言文化现象，重新解读了翻译理论中的基本学理概念。例如，在“文化软实力与翻译” 一章中，作者对软实力的缘起、西方学者对软实力的探讨、我国古代文化中蕴含的软实力及文化软实力思想、国内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现状、翻译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等等，分层次地进行了探讨、挖掘，继而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这种引入，不仅有效彰显翻译在国家和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中和在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力说明解决“译才稀缺”问题的紧迫性，进而呼吁国内翻译界关注“文化软实力与翻译”这一重大命题，拓展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

　　二、拓展了译论研究的新领域
　　
　　专著的开篇“翻译与政治”，从不同侧面探讨了译者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关系，重点阐述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时空、跨文化、跨学科的交际行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间的机械转换，而是涉及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尤其还涉及译者和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的复杂因素，诸如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意识形态以及诗学观念等等的交往行为。因而，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同时，为了揭示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和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政治和权力关系，作者从历时与共时的角度，以不同国别的翻译家为例，如我国的林纾、严复、梁启超和鲁迅，国外的庞德、弗洛图、西蒙、斯皮瓦克和韦努蒂等，具体探析了“译者与翻译的政治”问题，阐述了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文化氛围对具体译者的翻译选题和翻译行为的影响和制约。
　　
　　鲁迅翻译研究是我国译界关注的重要领域，《政治·文化·翻译》亦将之作为研究的重点，分别从“政治”和“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此部分的研究成果，是对鲁迅翻译实践的一种崭新理解。首先，在第5章“鲁迅与翻译的政治”中，让读者感受到了鲁迅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对鲁迅翻译的影响，看到了鲁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历史阶段的翻译作品的不同特点，同时，也让读者领略到了鲁迅如何针对不同的作品，运用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最终开拓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路，创一代翻译之新风。其次，在第10章“文化软实力与鲁迅翻译”中，作者不仅对我国1981―2009年间的鲁迅翻译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从不同侧面阐述鲁迅翻译对译学研究的启示和教益，而且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阐明了鲁迅翻译最能触动当今学者之处：翻译作品契合时代语境；翻译策略应时而变；预先构建译者生存沃土。这些不拘泥传统译论之囿的论断，对于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下，我国如何利用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翻译，进行中华文化的“输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三、阐明了译论研究的新作用
　　
　　《政治·文化·翻译》作为译论专著，在关注翻译实践专业领域的同时，又检视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社会功能。一方面，作者探讨了政治、文化与翻译联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强调了译者主体性、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活动对进行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这些努力有助于丰富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作为翻译理论工作者，作者关注翻译研究现实，探讨翻译理论的时代课题。在《政治·文化·翻译》一书中，作者从翻译的核心问题出发，探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中翻译的独特作用。有鉴于这种独特作用，作者认为译者尤其是“中译外”译者，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功能，利用国家开发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着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契机，在翻译策略上既考虑整体的布局，又留意个别的变通，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改变我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边缘”或“弱势”现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译者应有的贡献。从这些观点不难看出，《政治·文化·翻译》的作者，不仅有翻译学者的理论深度，还有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资源管理的认识高度。
　　
　　从《政治·文化·翻译》作者的学术实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理论研究者只有具备丰厚的多学科素养、深刻的洞察力，才能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理论研究真正有价值的课题；才能以独特的视角，真正地把课题研究的过程变成拓展认识边界、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