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章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所呈现的恰恰是思想者的学问。他的文学史著述，也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评。
师遽辞世，哀痛曷极。这些天，社会各界纷纷发来唁电、挽联、挽诗及悼念文章，对章先生的思想、人格与学术成就作了高度评价。作为学生，虽说以相当有限的学力，很难将他的学术思想阐述切当，目前亦无法从容思考，然他平日的教诲，以及一直工作到生命最后的坚执，是那么剧烈地腾涌脑际。谨以此文寄托哀思，并祭奠老师的在天之灵。
师承：建设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的探索与见证
章先生是随新中国的建立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不过，正如有学者已指出的，在他身上，其实积淀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人的艰辛努力。这既是一种学术上的传承，也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人精神的延续。
章先生曾于不少场合，说到在他的学术道路上先后受到三位老师——贾植芳、朱东润、蒋天枢先生的影响，应该说，这不仅代表了复旦的学术传统，而且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文学学术现代转型的进程。贾先生所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及西方文学，代表了“五四”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断拓进的新的视界与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贾先生的熏陶下，章先生亦已养成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体认与反省，其精神渊源可溯至鲁迅。而贾先生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则直接启示了他学习与思考的方向。章先生认为，贾先生所传授的现代文学知识与以自己的看法观察现代文学，又可与朱先生对他的影响贯通起来。朱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他的建树，无论是以现代文学观念指导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还是借鉴西方新传记学建设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皆反映了在创建现代中国文学学术进程中可贵的探索与成就，章先生将之归结为一种独立思考下的学术创新精神。蒋先生继承了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传统与人格，除了在传统文史、文献学等领域具体而微地指导章先生打下扎实的基础，他的时代意识与治史“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宏愿，亦深深影响着章先生的学术追求；并且，章先生于中国文学探幽发微的分析力，同样缘自蒋先生的示范与培养。
三位老师有各自的学术经历与取径，但都体现了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建立、发展过程中的薪火相传与孜孜探求，他们所具有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特立独行的思想人格，以及勇于创新、兼重理论与实证的治学方法，是极为丰厚的精神财富。我想，要解读章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思想之形成，恐怕首先应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加以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学术研究中所贯穿的鲜明的现代意识，他于中国古代文学演进设立的五四新文学的参照坐标，原本可在那个时代的土壤中找到根系。
思想者的学问
综观章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所呈现的恰恰是思想者的学问。他的文学史著述，也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评。
章先生很早参加革命，一生始终关注时代的重大思想，他在学术中投入的，是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社会、历史的责任。个人和国家的现实遭遇，促使他深入思考人的存在与文明的价值，而从现代文学到古代文史的治学经历，则成为他省察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有利资源。因此，他的学术研究，有坚定的当代立场与价值判断。他于悠长的中国文学历史，最为迫切想探寻的问题，是如何阐释其生命力所在，而这恰与他对人的存在与文明的价值之思考密切相关。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他认真研读马恩原著，从中获得了认识人性问题的钥匙，于是便将之贯彻到对于中国文学历史所呈现的生命力的考察，而五四新文学在这方面的探求，特别是在鲁迅身上体现的人性解放精神，成为他审视古代文学演进的标尺。
首先运用人性发展的视角观照中国文学演进阶段的尝试，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明代文学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新诠释与评价。他在对晚明文学及其先驱新思潮的梳理中，验证了其与五四新文学确有相通之处；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个性意识和美的创造力，亦充分阐扬其对于整个文学发展进程的作用、意义。基于此而全面提升对这两个阶段文学的估价，在历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显然是一种崭新的观点。之后，在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导论”中，他从文学本质出发，更为系统地阐释了文学发展过程如何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以此为基本线索的中国文学总体历程及其发展方向的描述亦愈加明晰。
正因为这一体系性的构设，出于作为当代人对人及文学本质的思考，而这种价值基准的获得，又是在“五四”以来的精神场域中发展而成，那么，在以人性发展的角度整体观照中国文学演进历程的同时，这种现代意识在历史深层的上溯，是尤需详加阐释的工作。章先生为此特别注重对近世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贯联的阐释，曾提出可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概念，并曾谈到，晚清文学所体现的，与其说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不如说是一种滞后的现代性更为恰切。他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创造性构想，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怀疑、创新与实证
章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从个案的实证考察起步的，《洪昇年谱》就是他最早开展的一项研究工作，并成为广为学界赞誉的代表作。“文革”结束后，他厚积薄发，撰作的一系列考证论文，以《献疑集》所收为标志，对廓清文学史上许多关键性的史实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论文提出的看法，几乎都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见相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所表现的自信与怀疑精神，正是于前述他的三位老师学术品格的一脉相承，而搜辑、甄别材料之功力，严密的逻辑思辨，以及讲求科学的方法，皆为其结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有鉴于此，日本学者伊藤漱平先生曾从章先生师承蒋天枢、陈寅恪一系出发，将他的学风概括为以目录学、书志学为基础，先提出大胆崭新的假设，再努力加以证实。
不仅如此，从那时起，他所着手开展的个案及其实证研究，大多被置于对中国文学总体发展过程及内在联系的观照下，也就是说，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复原个别的历史事实，而且要善于鉴别，从而发现被选择个案对于揭示整个文学发展进程的价值，用章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希望在古代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能够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过程，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他并不主张为考证而考证，而是须在一定史观与方法的自觉建构中，求得逻辑与历史的契合。为此，他强调陈寅恪先生就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的考证背后都表现出一种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故与过去乾嘉学派的考证是不一样的。
新世纪以来，章先生愈加提倡这样一种实证研究的方法，先是在《复旦学报》开辟了“中国文学实证研究”专栏，之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学演变统合，用意因此更为显豁。他自己则身体力行，所发表一系列考证论文，如有关《大招》、《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写作年代等，皆旨在通过确证其文本出于何时，重新考察此辞赋、诗歌体制在相应时代的演变或进展。他尤为倾注心力的有关《玉台新咏》编者的探讨，也是意图通过证实该著为陈代一宫廷女性所编（并非徐陵奉萧纲之命而撰）的发现，揭示那个时代出现的女性文学观之于文学思想新变的意义。
回归文学自身的立场
既然研究的是中国文学，那么，就必须在明确什么是文学的前提下，依据其自身的特性及规律展开考察、描述。这是章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历来文学研究政治主导模式的全面反思，业已形成的看法。不过，其时的侧重点主要尚在以人性发展的线索来阐释中国文学的演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集中研读相关西方文论后，又对文学的定义作了重新思考，开始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章先生会在给历届研究生的授课中，反复追问对文学及艺术本质的理解。于是，一方面，他在文学史新著中着重增强了形式演进这一条内在的线索，也曾设计对六朝诗、文、辞赋展开美学研究的课题，后来我所青年教师着手南朝诗歌的形式研究，即受到他的指导与启发；此外，他还有过专门召开文学形式演变学术研讨会的设想。在另一方面，则通过创设新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项目，以历代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对文学语言及其表现特征之认识演进为主，考察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更纯粹地显示了回归文学自身的立场。
之所以有这样重点的调整，一是在于他从理论上重新思索文学内容与形式之统一关系后，感到可藉此将人性发展与文学形式演变的内在关系进一步阐释完整；二是反思现实中，自左翼文坛至迟从上世纪30年代已开展对形式主义美学批判以来，艺术形式及其作用远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中国文学的形式（而非仅为体裁）演变研究亟待开展。虽然目前如文学的文化研究已成热点，但他在文学史新著的“增订本序”中坚持认为，即使我们今天已具有从文化总体来研究文学的条件，却仍然需要对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文学在内）的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为此，他还将此内容与形式结合、相互说明彼此演变，作为展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任务。
从中国文学史体系经历的发展来看，章先生将文学形式及美感特征演进作为文学史考察重点，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最初黄人在文学史中引入西方文学观念，到五四以来尝试以纯文学构建文学史，虽日渐进展，却并未能真正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内部的文学形式上来。刘大杰先生的文学发展史，开创性地将法国文学史家朗宋的文学史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组织成为自己的体系，这是章先生唯一向我们推荐学习的文学史，然由余冠英先生在初版上卷出版不久所写的书评可见，当时强调的，主要还是说明文学与各种环境关系的社会学方法，故认为刘著是循着郑振铎、周作人有关文学史著述的这一进步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至新世纪，章先生才终于在文学史中实现回归文学本体的考察。
（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