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活跃、多元与繁复。我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旗帜，反思历史教训，关注现实实践，既强调全球视野，又突出本土关怀，不断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在学科发展的诸多层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这30年多年文学理论的变迁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是以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轴的文学理论结构形态生成的历史。
　　
　　认真回顾和反思这30多年理论运动的历史与轨迹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的。反思近30多年文学理论发展所形成的价值资源以及它为将来所开辟的道路，我们必然会遇到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怎样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什么是龙种，什么是跳蚤这个根本问题。
　　
　　譬如，有学者提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活动上的具体运用”。再如，有一种倾向或明确或潜意识地认为，既然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大谈特谈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分析，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吗？不就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的发展方向吗？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到底有没有一个内在的规定性，有没有一种精神实质？
　　
　　在后现代氛围里存在着一种或隐或显的相对主义倾向，正是基于这相对主义标准和实用主义逻辑，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被模糊化了：似乎只要自己挂个标签，有一个开场白，说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似乎只要引文或参考文献中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言语或书目即可算做是同路。而这种内在标准的失范与价值规定性的混乱，最明显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西马”化。
　　
　　这里我无意于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的社会发展，确乎使我们面临着与“西马”理论家相似或相同的文化、艺术处境和问题；我们的文论正与“西马”文论之间产生和渗透着某种或隐或显的精神联系。探讨“西马”文论的方法与视角、观念与思想背景以及它们兴衰变化与利弊得失，对于我们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这些年通过“西马”文论的深入研究，“西马”文论中的许多重要命题，如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艺术中的价值问题，审美的人性救赎功能问题，艺术的人文精神与价值重构问题，科技与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意识形态转型问题，文艺与道德、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身体政治学，等等，大大拓展了我国文论研究的视界，甚至提供了我们面对现实社会文化的“批判武器”。而且，这种研究应该获得更深广的发展。但是，当人们在享受这一成果时，常常失去了反思批判的力量，人们已经无力亦无心去追问“西马”文论的某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系。它们是继承发展抑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根据实用主义的看法，既然批判的武器对我们很好用，它们自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了，再说了，“误读”是解读的合法形式，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无可还原。因此，对于今天很多的年轻学人，说起“西马”的思想，大都能如数家珍，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则大多漠不关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并非全部根源于我们研究者。但作为研究者所应该做的却没有做好的，就是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的研究，缺乏面对现实的批判锐气与批判锋芒，简化了“西马”文论内部的差异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复杂关系，甚至有意无意地用中国化了的“西马”文论取代、置换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存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西马”化的情况有很多表现形式。
　　
　　首先，用“西马”的理论逻辑来看待、总结新时期30多年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戈德曼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中说：“本书仅仅考察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且，我们把这些观点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以戈德曼的标准来看，“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论他称之为“新马”还是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西马”，仍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既然没有什么正统的或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新马”标准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了。因此，文学主体性理论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也就合情合理了。再如，“西马”文论的主流派别中存在着一种审美主义的倾向，强调艺术形式的本体地位，强调文本分析、强调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等，这种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主导了很多学者关于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路径的历史总结和未来发展的想象性构建。有一种很常见的看法，把新时期文论转型轨迹描述为从政治化——审美化--文化化或者所谓“内转外突”模式，表述上有所区别，但精神实质上暗合的恰恰是“西马”文论的逻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马”文论的视角去挖掘新时期文论的价值资源，并以“西马”的发展路向去引领、规定我国文论今后的发展方向与愿景。这里，“西马”文论俨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发展。
　　
　　其次，用“西马”文论的问题来框定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近些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比较多受关注的问题集中在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文艺审美与主体实践的关系问题、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艺术生产问题、文学现代性问题等。这些问题确乎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中并且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它们在新时期被超乎寻常的关注却与“西马”文论的关注重心有着惊人的一致。其实，从“西马”一词的最初指涉那里就呈现出其理论兴奋点和关注方向，无论是柯尔施、梅洛-庞蒂从思想路线上强调“西马”与列宁主义的对立，也无论是佩里-安德森从理论主题和所关切的问题的转移角度去分析“西马”，即强调“西马”从以经济政治结构为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转向以哲学为重心。“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崇的问题一样彻底。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大圈”。这里“西马”关注的是青年马克思的问题，形成了 “两个马克思”的对立。
　　
　　再次，用“西马”文论来统称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且不说“西马”文论内部存在着丰富的对立与差异，譬如阿尔都塞与卢卡契、萨特的根本差异，卢卡契、布莱希特之争，阿多诺、本雅明之争等。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还有许许多多形态各异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特别是原东欧和苏联世界中的那一部分，可能用所谓“西马”或“新马”文论来指称都不太合适。这些本应成为我们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有效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遮蔽了，在学术场中没有应有的地位。
　　
　　关于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判断标准，非本文所能解决，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且有一种科学的意识。怎样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坚持，怎样才能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而言，迫切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重提“回到马克思”。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据，“回到马克思”，以实事求是的理解、解释来透析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精神实质、观点方法。同时，通过 “理论家共同体”的作用，即通过各种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的不同理解、解释之间的交流、讨论去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统一的精神实质。
　　
　　其二，重新拿起“批判的武器”。
　　
　　这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越来越学院化，越来越知识化、文本化。这其实也是国外“马克思学”的一种发展路径。但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就在于它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深刻的实践性。舍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只能是“书斋里的革命”，丧失掉面对现实的理论锐气和自己的价值判断，达到所谓“价值中立”。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被青年学子所青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西马”研究的兴盛，特别是“批判理论”的活跃，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得益于其锐利的批判锋芒。
　　
　　其三，重视对现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的研究。
　　
　　无论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还是希望建构所谓“东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没有对这一生动实践过程的研究和鲜活经验的历史总结，我们就无法寻找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以及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无法获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无法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否则，我们表面上建构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实则不过是西方文论某种思潮流派在中国的一个翻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