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主流一体化理论的主要特征为，倡导或认同政治精英主导模式、注重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作用、谋求经济一体化带动政治一体化。
当前主流一体化理论按照理论派系，大体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类。现实主义主要是指坚持将成员国或成员国政府作为研究基本单元的理论，这种理论大体与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各种方案相对应，其渊源可追溯到关于欧盟未来形态的联邦主义模式与邦联主义模式之争。政府间主义与有关新现实主义理论、讨价还价理论、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学说以及博弈论的相关学说，共同构成了一体化理论的现实主义流派。以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为代表的政府间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进行了现实主义式的解读，他们假定，共同体的成员国仍然是决定结果的主要行为者；无论欧洲层次的制度化程度有多高，这种制度也只有在成员国的同意之下才能存在，超国家制度的关键决策仍然掌握在成员国手中，成员国之间的政治讨价还价决定了欧洲合作的特点和欧洲制度的范围与限度。这种根基于国家中心范式的理论具有精英主义色彩，集中关注各成员国尤其是英法德等大国领袖以及欧洲一体化组织领导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而自由主义一体化理论主要包括以米特兰尼（David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以哈斯（Ernst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理论和以多伊奇（KarlDentsch）为代表的沟通理论。相对于现实主义的一体化理论而言，自由主义的一体化理论注重一体化政策由高政治领域向低政治领域的转移，注重政治精英向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沟通，因而相对有了多元主义的意味。但是，这种理论的本质仍是精英主义的，是对精英主义一体化模式出现转型的理论回应。
一体化进程由政治精英推动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是在反对联邦主义者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中出现的。该理论认为，政治体制的日益复杂化使政府担负的基本属于技术和非政治性的任务大大增加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而不是靠各国政治掌权人物之间的合作。由此，功能主义者倾向逐渐限制政治行为者，以便技术人员发挥更大的作用。功能主义假设，人们可以把对祖国的忠诚转移到国际合作的事业中去，国家间就不再会有争夺和战争。米特兰尼建议逐渐建立一个跨越国界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网络，对人们的观念和忠诚归属进行改造，使人民大众更积极地推动国际一体化。他的功能主义理论挑战了国家行为体在一体化中的垄断地位，强调技术领域事务合作对一体化的推动作用，明显具有了多元主义色彩。然而，在米特兰尼提供的欧洲一体化方案中，技术领域的功能性组织取代了传统的主权国家，行使着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职能。换言之，他的理论只是让技术精英取代政治精英，本质上仍是精英主义的。事实上，将技术领域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政治精英也不可能愿意让新生的国际机构侵蚀自己的权力，技术领域的一体化势必难以扩展到政治领域。
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则认识到了抛开政治精英的不现实性，哈斯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忽视权力因素。因而，新功能主义显著的特点就是并不避讳将政治纳入到地区一体化，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和地区精英与权力集团。集团和精英对超国家制度的逐渐增长的政治影响，是新功能主义模式的关注重心。新功能主义承认，假如一体化进程受到具有先赋地位结构的国家的影响，或受到传统的领导或靠领袖个人魅力领导国家的影响，这个论题就不可能成立。显然，新功能主义较之传统的功能主义更为务实，但在多元主义取向上退后了一步。
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与哈斯的新功能主义在方法论上遥相呼应。米特兰尼所谓的技术领域合作存在的“扩展”趋势与哈斯论述的一体化进程中的“溢出”效应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性。新老功能主义无不强调这种使一体化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从而试图论证国家在阻止或干扰一体化进程时的无能为力，但是它们又都不得不承认，这种一体化领域的“扩展”或“溢出”都是由政治精英认可或直接推动的。这正是将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划入精英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因。
一体化的成功取决于精英人物
自由主义一体化理论的另一代表，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则强调社会沟通结构对建构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性，强调用交流传播方式使各国人民逐渐学会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多伊奇认为，一体化的动力在于社会集团中个体的学习，社会集团是根据交往与互动来界定的。一个社会集团的形成，必须是参与一个稳定的沟通结构的互动的个体集合，沟通结构就是一群人能够在其中就广泛的问题进行有效的交流信息的共同体。多伊奇强调，一体化是学习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其动力来源于大众和精英两个层次。因此，沟通理论可能是最接近多元主义的一体化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多伊奇所谓的大众和精英两个主体的建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多伊奇指出，一体化的成功取决于一体化过程“内在化”的能力，即内部的权威人物，而不是外部的权势人物，必须掌握一体化过程的领导权。而多伊奇所谓的“沟通”，界定为政治精英向大众的意识形态宣传或灌输更为合适。这种利用意识形态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法与政治精英主义所提倡的统治方式是统一的，即精英主义常常强调意识形态在使精英统治合法化和长久化方面的作用，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不仅有助于精英之间的团结，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那些永恒的道德准则使民众相信其统治的合法性。
同时，多伊奇也注意一体化中的利益因素，并从共同利益认知层面对一体化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他提出两个假设：如果人们交往程度高，在某一时刻获得了实质性的共同利益，那么他们也会在晚些时候愿意接受共同的损失，前提条件是以后仍然可以获益；最初共同获益的一群人相互认同，这种认同在后来的共同获益与共同损失中得到强化，并使他们更有凝聚力。多伊奇的两个假设与哈斯在对欧洲煤钢联盟进行个案分析后得出的目的与功效模式假说不谋而合。在考察欧洲煤钢联盟的发展历程后，哈斯得出如下结论：从一开始就坚决支持欧洲煤钢联营的人很少，直到欧洲煤钢联营开展业务活动若干年后，主要的工会和政党领袖才成为欧洲煤钢联营的拥护者。煤钢联营也由此成为欧洲一体化其他努力的先锋。所以，一个从超国家社会性结构得到利益的人明显赞成其他部门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哈斯提出了关于一体化动力的目的与功效模式：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学习形式，增进行为者原来的目的，并从而导致一体化；它们成为某种经验和借鉴，有助于对目的重新进行评价。该模式与多伊奇的两个假说切入点相异，却殊途同归。两种理论都试图论证一体化的正面认知对一体化进程的强大驱动力，而二者都难以否认的是，真正可以形成这种认知并将其加以倡导的首先是各成员国的政治精英，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诸如工会、商会或政党的领导人。这些精英人物，才是所谓“扩展”效应或“溢出”效应的动力来源。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当前主流一体化理论的主要特征，即倡导或认同政治精英主导模式、注重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作用、谋求经济一体化带动政治一体化。这些理论无不强调精英人物的作用，忽视来自市民社会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或者将普通民众作为一体化的消极受众。这就是当前主流一体化理论的精英主义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