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全书》为四川重庆两地的古文献大型丛书。丛书将分装1000册，收录经部文献204种，史部文献588种，子部文献218种，集部文献216种，总字数约为4亿字，为我省罕见、浩大的文化出版工程。
从周秦两汉到清末民初，巴蜀两地留存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历代文献，丛书对其进行系统收集整理、调查研究，拟实现巴蜀文献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新、使用最方便的编录。
古往今来，它就是每一个巴蜀学人梦寐以求的期盼。而今，我们前所未有地触摸到了它的脉络与背后的故事，并从中领略到千百年来无数巴蜀学者的风采与巴蜀文化积聚的精髓。
洋洋1000册的“四川巨献”
这是一场四川文化的千年追寻，专家们共同的说法是“圆梦”。计划10年后，有四川版“四库全书”之称的《巴蜀全书》将完成编纂出版。
四川大学文科楼6楼，川大古籍研究所会议室。2月21日下午，舒大刚、万本根、杨世文、尹波等8位专家、教授会聚一堂，1000册《巴蜀全书》编纂研讨会正在进行。
去年初，四川省批准 《巴蜀全书》为四川省古籍文献整理的重要项目，整个工程将投入约5000万元；4月，《巴蜀全书》又被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并获得每年60 万元的资助费用。项目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告诉记者，类似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在全国是第一个，预计今年 “全书”要完成前10%的编纂内容。
华夏文明中，与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齐名的巴蜀文化，具有相当的个性特质和影响力。在舒大刚看来，研究四川历史大量引用《华阳国志》时，不能忽略参考“蜀王本纪”、“益州志”、“益部耆旧传”等“蜀学”古籍，这样的巴蜀文化研究才更为完整。
千百年来，川人一次次尝试编纂传承“蜀学全书”，为构筑“蜀学”殿堂，留下了无数著述：宋代《三苏大全集》、《两苏经解》，魏了翁《鹤山全书》，明代杨慎《升庵全书》，清代李调元《函海》，刘沅《槐轩全书》，近代廖平《六译馆丛书》等。清代李调元，是冒着风险编纂《函海》，让今天的巴蜀古籍整理有了重要参考。
2003年，四川师范大学开始尝试巴蜀文物文献集成工程；2004年《巴蜀文化通史》开始编纂，分卷《巴蜀文献要览》的主编正是舒大刚。
2007年的一次 “蜀学”研讨会上，当大家在商量“文献要览”的编辑细节时，四川省社科院前副院长万本根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巴蜀文献要览》能不能扩大化？”说者有意，听者用心。半年之后，舒大刚将一套“文献拟目”呈现出来，这个精心编制的目录，一共有2000余种编目，都是古代巴蜀学人的重要著述。“捧着要目一一读下去，我是以一种崇拜的眼光看着它们。”万本根现在说起那时的心情，依然激动不已。
“可以说《巴蜀全书》也是对李氏等前人行为的继承，是必须完成的文化传承使命。”万本根等人这样说。
2009年，“关于尽快启动《四川文献集成》（巴蜀全书）文化工程的建议”成为省政协的提案。而《巴蜀全书》现被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首次对古籍大项目给予资助。此后，文化部、中国社科院以及吉林、山东等也申报类似项目，有人称赞“四川开了一个好头”。
“蜀学”编纂的先辈步履
乾隆年间编纂的 《四库全书》中收入历代蜀人著述还不及总数的1/10，清代李调元的《函海》，收集的“蜀学”经典远远超过了“四库”……这是全书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
万本根回忆起年少时的校园情景：“50年前，我曾经是蒲江中学的一名学生，课余，常常望着学校照壁上‘鹤山书院’四个大字出神，激发了我长大成才的信念。”
南宋朝代，魏了翁入京任官时，将大量时间用于抄录禁中书籍，收集寻访公家、私人刊行的书籍，然后送回家乡四川，使创办的邛州“鹤山书院”藏书达到十万余卷，比当时宋朝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还多。
清代著名诗人、学者和藏书家李调元，一生读书、购书、藏书、刻书、著述不辍，“酷有嗜书癖”。清乾隆1772年，清廷“重修《永乐大典》，采遗书，开《四库》馆……”当时在翰林院的李调元动了一个流芳百世的“小心眼”，这位四川德阳罗江人私下投入大量金银，雇用书吏借《四库全书》编纂之机广泛抄录经典文献，博采“人间未见之书”，编纂心目中的“蜀学”。
李调元要求书吏们，一个字一个字地照录原书，连书写的字体都要尽量模仿。“照抄原则”让《函海》所刊行的《永乐大典》佚书完成了一次原生态复制。《四库全书》未曾编成，李调元的“蜀学”书已经悄悄出版，为此李调元遭到了朝廷贬责。个人丢官散财，却换来了巴蜀文献最重要的一次收集整理，回到家乡李调元建起了 “十万卷藏书楼”，这是“鹤山书院”之后的西川第一藏书家。
《函海》规模浩大，收书约200余种近1000卷，在中国清代学术史、蜀学发展史、藏书刻书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具有很高的文献版本学价值。几乎就是清乾隆以前历代四川学人的专辑。在本次《巴蜀全书》的目录中，来自《函海》的书目有“经史子集”近百种。
上世纪初，四川学人谢无量在北京成立了蜀学会，开始编纂 《蜀藏》，大胆地提出了“蜀之有学先于中原”的观点。专家认为，汉代即有巴蜀文化和齐鲁文化“比肩”之说。但从发展角度看，齐鲁文化早已名声大振，巴蜀文化还处于相对弱势。因而舒大刚说：“《巴蜀全书》对我们是古籍整理，对社会是文化重建工程，是文化发现和文化传播工程。”
古籍碎片的艰难拼接
寻找古籍，甚至从各种古本抄录和转述中将片段“文字”收集成册，成为《巴蜀全书》最艰难、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
散落的文化碎片是怎样一点点修复的？记者在《巴蜀全书》课题组的专家们处获悉，目前已经明确有四十多位宋代蜀中名家的文集可望部分得到恢复。
舒大刚讲述了寻找宋代古籍的故事，从中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与艰辛
苏东坡的儿子苏过，从少年到中年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苏过有一重要文集叫《斜川集》，其中存有大量记录苏东坡晚年生活创作思想的史料，可惜《斜川集》的原版早已失传。在清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时，编纂者从《永乐大典》中找到一些内容，但被认为真实度不高。
那么，失传于明代前的 《斜川集》去了哪里？《巴蜀全书》课题组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最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处发现两个抄本、两个刻本，纳入考证目标。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专家们找来相关文献比对，从各类转述中寻找苏过的笔墨文字特征，真身终于渐渐有了眉目。考证过程中，从台湾某图书馆又发现了《斜川集》的一种抄本，经比对之后，专家们得出让人有点吃惊的结论：“两个抄本是真，两个刻本是伪。”
《斜川集》的拼接工程，收集了文章、诗词四百四十余篇。根据这些文献，就可以编辑苏过的诗文校注和编年。再将这些与苏东坡的文献相比较，就可以更清晰了解苏轼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以及宋代的文学历史等情况。
“《巴蜀全书》要将古籍整理成一套丛书，不仅要把善本古籍复印出来，而是要搞校注、补充、新编。”专家说。
据介绍，现存“巴蜀文献”仅仅线装、刻版形式的汉语载体就超过了2000种，还有大量的巴蜀石刻碑文、少数民族文献。而近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多分散在学术机构和个人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也有部分收藏。“因为缺乏系统整理，有的甚至以稿本形式藏于私家，极容易毁损与失落。”专家们痛心地说。而今《巴蜀全书》进行系统研究整理，无疑功载千秋。
链接《巴蜀全书》的二大工程
编制《巴蜀文献联合目录》：
对巴蜀文献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首次全面普查和系统考证，探明巴蜀文献的数量、存佚、传承和收藏情况，列入目录的2000多种古籍相关的书名篇卷、作者生平、成书时代、版本流传、内容和馆存等情况将得到详尽揭示。
编纂《巴蜀文献精品集萃》：
汗牛充栋的巴蜀文献是研究和考述巴蜀历史的重要资源。编纂工作将借用现代手段，首先是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将全部现在文献进行扫描和初步加工，向研究者和读者提供集中的内容齐全、检索方便的查询系统；另外课题组专家将精选出600余种有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典籍（稿本、抄本、刻本），进行精心的校勘、标点和注释、疏证，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参考；还将遵循“蜀学”发展脉络，分别编成有宗教、民族、地理、文学、艺术、科技等内容的专集。
记者手记
大型数据库：学习研究历史的开放平台
或许如四川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张德芳所言：“巴蜀文化，以文献形式留存于目前散落的古籍文献之中，既可以说是丰富，也可以称为贫乏。”说其贫乏是因为古籍离公众太远，更重要的“开发、利用”还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张德芳所说的，正是《巴蜀全书》要承担的任务。
这是一个信息处理工程，它要处理的信息如果用字数来计算，专家们说有4.6亿。虽然如此，《巴蜀全书》课题组专家们却是淡定一族。厚重无比的史料，他们也是细细道来。
不失时机地将文献、典籍尽可能完整的收集、保存，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厚重的文化财富。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巴蜀全书”的编纂，到2007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保护我国古籍的通知》，参加编纂的这一批四川文化人热情高涨。其中，万本根是积极的牵线搭桥人。当项目最终获准“开题”，万本根又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他指着那些专家学者对记者说，“剩下的事情，只有他们才懂了。”
“当初四方游说的辛苦说来琐碎，其实也是水到渠成。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机遇，怎么可能支撑起这个浩大的 ‘修书’工程。”舒大刚和同仁们说：“历代巴蜀学人不惜冒着各种危险，花费自己的财富都想完成这一夙愿。我们今天只需要静下心来，延续这一使命。”
用最新的语言来说《巴蜀全书》，它会是一个大型数据库，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巨大的飞跃，因为这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舒大刚告诉记者：“一旦有新成果，我们都可以及时通过媒体传播，古籍研究就不只是存于书库的工作，希望能成为全民学习研究历史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