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价值与现实意义》
　　毛克明在《探索》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毛泽东思想具有丰富的精神价值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与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统一着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价值。这一精神价值集中体现在，牢固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精神；团结一致，奋起抗争，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精神；不畏艰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实现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的精神。第二，不断追求思想解放的精神价值。这一精神价值主要表现在，反对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解放思想和开动脑筋；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第三，实事求是的精神价值。这一精神价值集中体现在，要从实际出发，以实践标准，求得真理性认识；要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第四，引领时代的精神价值。这一精神价值主要表现在，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时代；通过正确的策略来引领时代。毛泽东思想的上述精神价值，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对我们全体党员、全体人民都具有伟大的激励作用和指导作用，它有利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继往开来，不断谱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因此，研究、学习和发扬毛泽东思想的爱国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领时代的精神价值，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实现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的当代价值》
　　康洪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虽然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提出“学习型政党”这个概念，但是在他的著作和言论中关于政党、学习教育及其关系的探索和研究所形成的学习型政党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投身出时代的气息。首先，我们要从时代的视角，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的当代价值，将之同当代的时代主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实践相比较。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中那些符合时代主题，能够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才可以说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而那些与时代不符，或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较远的内容，则其当代价值不明显。其次，我们要从过程的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的当代价值。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毛泽东从过程论层面上阐述了学习的必要性、普遍性、永恒性和无限性。再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的当代价值。比如，从学习的视角看，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中关于学习的定义、目的、内容、过程、范畴、原则等理论，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教育观；又如，从文化学的视角看，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中关于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思想，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从军事学的视角看，毛泽东关于军队宗旨的学习思想，关于军队建设原则的学习思想以及关于战略战术的学习等诸多思想，则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的当代价值具体体现在传承价值、导向价值和规范价值等方面。毛泽东学习型政党思想创造性地把学习思想与政党建设相结合，为新时期学习型政党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之关系论析》
　　齐卫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是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从联系上看，这两个概念的主题词和共同内涵都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特性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付诸实践才能实现其理论价值。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人民群众，离开大众化就不可能中国化。从实践过程看，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纳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范围，它的整个过程就表现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接受。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国化”与“大众化”是有机的统一。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涵义不同。“中国化”的涵义侧重在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成为实践的指南。“大众化”侧重在理论与人们思想相结合，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满足人民的需求，成为大众行动的思想武器。第二，指向不同。“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任务，它所解决的问题是运用什么样的理论以及怎样运用这个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思想依据。“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链接社会的任务，它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党内外成员消化和接受自己所形成的理论，从而为形成思想的共识和行动的一致奠定基础。第三，取向不同。“中国化”表现的是科学的取向。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产生效能，必须基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大众化”表现的是宣传的取向。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人民群众中产生认同效应，必须通过宣传来普及。它们的联系表明，“中国化”与“大众化”不能机械地分割开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联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化”的过程。它们的区别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等于“大众化”，实现了“中国化”以后还有一个“大众化”的任务。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科学和普及两种取向的逻辑关系决定了首先要实现中国化，其次才是大众化。“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转换，才具有其实际的意义。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
　　田克勤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以前。这一阶段应该属于“第一次结合”时期的第三个阶段，其标志性成果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开辟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第二阶段，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第二次结合”的早期探索而又夭折的阶段，其标志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及其主要失误。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是“第二次结合”的重新开始及实现突破的阶段。其标志性成果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及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第四阶段，从党的十五大至今，是“第二次结合”的成功推进阶段。其标志性成果是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主题转换。第一次转换，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 “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为了解决如何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第二次转换，是从“社会主义革命” 到“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解决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度曾经比较明确地表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因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逐渐弃之不用，而代之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第三次转换，是从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回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次主题转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第二次主题转换的继续、拓展和深化。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第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第二，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的国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前提和基础。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互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互相结合的“结合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内在要求。
　　
　　
　　《论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
　　黄力之在《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是一个体系，而不是某一点。其完整表述应该是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样一个文化理念。其中“大众的”主张就是文化话语权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用“大众”来取代“民主”，他自己解释这是同等意义的。但在其阐述中，看得出他之所以不用“民主”而用“大众”，乃是因为他对中国工农劳苦民众没有文化的现实有特别的认识，他认为首先要保证工农的文化权利，因此宜用“大众”来表达民主的过程性。事实上，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在解构几千年的文化统治格局时，真正给劳动大众带来了文化上的翻身，这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们都应该看到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必须关注到“大众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个文化理念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重要性在于三者变成并存，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了辩证的继承态度。只有真正继承了五四的科学精神，中国劳动大众的文化话语权才能够跟上世界文明的步伐。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毛泽东眼中的平民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他深知农民革命的文化意义，但他并非是自发的农民文化的崇拜者，并非主张在劳动大众文化话语权的名义下保持文化的落后状态。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中国农民文化在与现代文化比较中明显地表现出落后性的一面。因此，在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纲时，他根据中国劳动大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普及与提高”方针。这一方针既符合劳动大众的实际文化水平，也符合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升了平民文化话语权的文化内涵。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尽管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他本人在处理知识分子话语权问题时，的确有过简单化和粗暴化的错误，这必须作为教训吸取。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今天，“文化工业”现象随市场经济一道发生，平民文化话语权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但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永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性的根基。因此，辩证地吸收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并未过时。
　　
　　
　　《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沙健孙在《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毛泽东时期新中国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不仅开辟了创建人民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的结构形式和政党制度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明，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第二，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积极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这主要包括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论述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在军队和国防建设、国际战略和外交等方面，毛泽东等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第三，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过两次严重的挫折，但是整个说来，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第四，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为进行建设事业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新中国与同自己接壤或临近的多个亚洲国家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坚决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有力地支持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创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始终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光荣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辨析》
　　王向清、李佑新在《求索》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薄一波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历程“始于毛、成于邓”是一个有待精确和阐发的命题。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个层面，从发生学、政治基础与经济和科技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于毛，成于邓”。正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历史起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包括四个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毛泽东奠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基础，邓小平则完善、贯彻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基础。正是毛泽东时期为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和科技基础。第二个层面，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哲学思想从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他们没有哲学元理论的创造。因此，从哲学基础看，就不应当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始于毛，成于邓”的结论，而应当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的结论。从方法论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完备形态、成熟形态的哲学理论，而不仅仅是提供了起点和基础的问题。第三个层面，从核心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始于毛，而始于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毛泽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如果认为从核心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始于毛，成于邓”，就会低估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意义，就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不能充分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总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两者具有确定的边界和界限，各自独立，互不隶属。十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列起来，肯定前者对后者的指导作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与时代精神》
　　许全兴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毛泽东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正如他思想中的民族精神吸取了时代精神一样，他思想中的时代精神也融进了民族精神的因素。因此，作为统一的毛泽东精神，其中民族因素和时代因素的区分具有相对性，有的甚至很难区分。但就其基本的来源看，民族精神主要是源于民族历史，是民族的、传统的历史继承。时代精神则主要源于世界历史，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科学教育的反映，是由西方现代社会传入的。据此，毛泽东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虽然融进了时代的内容，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源于民族传统，应当归入民族精神；而毛泽东的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人道精神、创新精神虽然也有民族传统的继承，但其主要来源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应当归入时代精神。毛泽东的科学精神表现在他相信真理，尊重科学，提倡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注重思想和实践的科学化，更突出地体现在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体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上。毛泽东自由精神的根本特征是他将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与民族的、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联系在一起，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他的自由精神既表现在他的政治纲领和哲学思考中，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在其诗书合璧的作品中更得到完美的表达。人民是毛泽东民主精神的灵魂，集中体现在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中。以人为贵，尊重人，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这是毛泽东人道精神的基础和出发点；解放人，解放全人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毛泽东人道精神的最高境界。毛泽东晚年严重背离了他曾提倡和实践过的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等，教训非常沉痛，这是应正视的事实。但不能由此否定毛泽东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犹如我们不能因毛泽东晚年严重陷入主观主义而否定它的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的时代精神是他遗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总结、继承和弘扬。
　　
　　
　　《现代性问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趋势》
　　李佑新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随着现实实践主题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化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性问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着新的问题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的基本观念框架是内圣外王，其主导倾向是内本外末。这种价值观念框架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完善置于个体德性人格的基础上，导致人们注重于心性修养而忽略外在的经邦济世，无法形成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性的建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这种转化的含义，既有内圣和外王内涵上的转化，也有内圣与外王关系的转化。其实质就是将内圣为本外王为末的观念框架倒置过来，使外王的一面真正突出出来。只有这样，现代性的外在层面，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才有可能在现实中真正被建构出来。二是外在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与社会价值理想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理想之维，决定了它对现代性的片面的形式化运动保持着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这种价值理想之维不是乌托邦式的诉求，而是以历史和现实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与中国当代现实实践环境相结合，要求我们必须在形式化制度结构与社会价值理想之间保持某种张力关系。一方面，在建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同时，有必要在公共领域中形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价值理想，以此规范和引导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另一方面，必须使这种价值理想与现实的制度结构保持一定的距离，企图将一种高远的价值理想制度化即现实化，是导致乌托邦社会的重要根源。三是现代人心性秩序的建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看，这种重建工作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心性结构本身的现代转化，主要是从传统的圣贤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化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重建心性结构的方式问题。我们不能采取“从上往下讲”的形上方式而必须采取“从下往上讲”的历史方式，即从建构形式化制度（外在规范）到自觉自愿遵守制度性规范（正直），再到从权利取向转变为义务取向（美德），最后上升到超越权利与义务规范的牺牲奉献精神（崇高）。上述三大问题所展开的论域标示出现代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趋势。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要关系思想再认识》
　　沙健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和第4期撰文认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要关系的思想，主要内容是：第一，中国工业化道路：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道路可以从制度选择和具体路径选择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制度选择看，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具体路径选择看，毛泽东确立了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和“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第二，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实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包括实行工农业、中央和地方企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就是这个方针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一系列“同时并举”并不是主次不分、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每一个并举中间各有其主导方面。第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只有制定出科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才能使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把自己的工作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推进和健康有序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同商品经济不仅相容，而且必须是同发展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同利用价值规律不仅并不矛盾，而且还应当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第四，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处理好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关系。在生活资料生产与人自身生产的关系上，毛泽东不仅论述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思想和主张；在生产和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重点要放在生产方面；在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国防建设要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前提；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平衡工业格局，提出了“三线建设” 的原则、部署和布局。第五，坚持自力更生方针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毛泽东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方面，他强调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必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要靠自己的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着力满足国内需求，要独立自主地确定经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我们必须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有条件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分析地借鉴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同时也要尽力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上述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要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要方面。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理论，既不是对苏联、美国等外国经验的照抄照搬，也不是个人苦思冥想的产物，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应当充分估计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充分估计他们提出和阐明的许多独创性的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