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国书写”越来越成为国外出版界的热点。除了一些纯粹的学术性研究著作，那些可读性甚强的纪实、游历或通俗性读书更是备受普通读者的欢迎，甚至转而“内销”，在国内读书界也激起阵阵涟漪。比如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前驻京首席记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以亲身经历，对中国的城市化、能源消耗、经济发展等现状作了生动而深入的考察与思考，获得英国金融时报与高盛公司的年度最佳图书奖。此前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也曾获此殊荣。最近，国内读书界热炒的与中国有关的书，是原来的《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根据多年深入中国底层，体察普通生活的经验而写成的“中国三部曲”，即《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江城》（River Town）和《甲骨文》（Oracle），他被很多人认为是“当前描写当代中国最深刻的外国作家之一”。这些“中国书写”备受欢迎，除“中国元素”之外，跟作者的价值立场、人文关怀与优美文笔密不可分，当然更与其背后跨文化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
　　
　　大概从萨义德（Edward Said）发明“东方主义”以来，“东方主义”的观念便成了跨文化研究中的灵丹妙药。举凡涉及跨文化的形象书写和传译问题，特别是在针对文化形态有重大差异的国家时，这个观念便如影随形，且屡试不爽。一方面，这种对书写和想象中可能出没的文化霸权有所检讨的意识，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另一方面，言必称“东方主义”的解读所引发的“恋物”倾向，也值得警惕。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书写”的图书出版，我们不必祭起“东方主义”的大旗，倒更需要一种平常心。朱天文说，文本要 “素读”，抛却理论的纷繁干扰，让它们自说自话。这当然是小说家的观念，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如此决绝，可关键是我们确实要有“素心”。
　　
　　所谓“素心”，也就是 “平常心”。谈问题，客观以对，不走极端。有人提出所谓的“老外写中国”潮，不过是摇摆在“崛起恐慌”和“人文关怀”的两极。我以为，这种观察恰恰少了一份“平常心”。一方面，“老外写中国”或者说“中国书写”的潮流，其来有自，绝对不是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应景式反映。从电影荧幕上赫赫有名的“陈查理”、“傅满洲”，到文字世界里以毛姆、赛珍珠为代表的文学创作，这股潮流从未中断。今天的写作热，正是这个历史传统的当下延续。所以简单将其归之为“中国崛起论”激出来的产物，不一定可信。另一方面，说这些写作饱含普世关照，也需要掂量掂量。抛开海外汉学研究曾经隶属“地区研究”的“冷战”历史不谈，试想当年杰姆逊为什么要大谈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其背后的潜台词正是，西方知识分子公私两分，对社会少一份干预。他们把自己放逐在社会边缘，立场固然先锋，但也由此带来对公共世界的偏忽。与其把这些写作视作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怀，不如看作全球化时代一种必然的写作潮流。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工作、游历、定居，类似的“文学行旅与中国想象”也会越来越多。对此，我想提供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是不光要“竖”看，也要“横”看。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中国书写”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清晰的发展脉络，有它的节奏和变化，更要注意到不单有“老外写中国”，还有 “老外写印度”、“老外写日本”等现象的存在。只有我们把这些现象放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来观察讨论，才能分辨清楚到底“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有多大的可信度。
　　
　　二是不光要“分”看，也要“合”看。老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学、文化的兴趣只是“中国书写”的一部分，假如综合其对古典世界、现代世界的讨论、书写，那么，我们会发现这股热潮不过是九牛之一毛。针对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书写，是否可以被均质化地解释为“威胁论”和“人文论”，这一点需要我们仔细思考。
　　
　　三是不光要“概”看，也要“细”看。所谓“概看”是指“中国书写”或“老外写中国”是一个笼统概念。老外可以是英、法、德、意、日、美、俄任何一国人，但问题是，这些“老外”书写的中国、书写的方式、书写的姿态、书写的动机可否等量齐观、一概而论？比如，“美国人写中国”和“俄罗斯人写中国”，除了作者身份有差异外，还有其他什么因素会在当中发挥作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四是不光要“正”看，也要“反”看。既要看到“老外写中国”，也要看到“中国写老外”。只有在这种互为镜像的世界中，寻觅和确证文化交流的不同模式和思路，才能为我们下一步更好地思考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奠定根基。一味地关心外国人用什么方式来看待我们，最终所能得到的只是调整自己去适应外国人。只有同时看到我以何种方式看外国，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之为我的可能。这也就是于连所说的“迂回与进入”。观看他人，最终是为了认识自己。就像苏轼的诗句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山，最终的目的不是确认那座山，而是确认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