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六·一”都会引发社会对少年儿童这一群体的关注。相对于物质需求，人们对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重视。儿童文学的创作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同时，也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分化期。这些年来，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儿童文学创作转向通俗，这虽是无可奈何的事，但终究还得到纯文学中去吸取营养。
儿童文学转向通俗未必不好
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现在三十多岁的那批创作力极丰沛的年轻作家（多为女作家），大多是从好孩子，从中学时代的文学爱好者成长而来的。一开始的创作动机都很单纯，就是为儿童而写，为自己心中的文学爱好而写。那时的创作，完全对得上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的话：“为了我心中的艺术，而不是为了艺术中的我。”然而，这十多年来，商业大潮汹涌，童书市场看好，行情大变，畅销的通俗儿童文学的需求量骤增，出版社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自身的得益，动员作家大写快写畅销童书，想出了各种丛书套书的“金点子”，开动了各种营销机器，同时也给作家极高的版税。于是，创作队伍分化了，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年轻作家，都尝试着写起畅销书来。这是时代使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也未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作为一个文学的批评者和研究者，我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作家留在 “纯文学”的园地里，能写出有真生命、有长久魅力、真能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新作。但同时，我也愿意看到那些向通俗文学转型的年轻作家们逐步走向成功。
通俗文学因借助了商业机制，有了出版方的商业利益的推动，所以，很难说还完全是“为了我心中的艺术”了，也很难说完全是“为了儿童”了。至少，有一半是为儿童，有一半是为销售，说得动听点，也就是“双赢”吧。所以，它在创作上追求的目标，就已不再是作品的单纯的“好”，而已转向了“好看”（即可读性）。为了增强可读性，当然要牺牲一部分的“好”，这则是无可奈何的事。
通往通俗的道路：“类型化”
最近，我研究了日本通俗儿童文学作家那须正干先生的转型经历。他的童书《活宝三人组》系列在日本畅销了三十年，中译本现在正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印行。据朱自强先生的介绍，那须正干在写此书前创作的《我们驶向大海》“堪称日本现实主义小说的一部厚重的力作。作家对不同家庭里的不同个性的少年性格的精微刻画，给人以极强的现实感…… 赋予每个细节以可信性”，可见他原是一位很不错的纯文学作家。从《活宝三人组》系列的最初几部作品看，他的转型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追求“好看”，而不再只追求作品的“好”，为了可读性放弃了一些文学上的严格要求；二是在题材上向那些足以吸引眼球的样式靠拢，比如写问题少女、偷盗、打斗、考场作弊、鬼故事、战争悬疑，等等；三是在故事情节上更下功夫，追求热闹、突然、出奇、惊吓，悬念、巧合，更注重外在效果。这样，他的创作就必然地走向了“类型化”之路。
“类型化”是通俗文学不得不走的路。本来，纯文学追求的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即作家通过写作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奉献出来，它是作家对于人生的独到的发现和体验，他被这样的体验搅得难以安生，不得不写，所以它不是（或主要不是）“编”出来的。但通俗文学不是这样，它有大众性和商业性的要求，所以要尽可能吸引眼球，就要有抓人的故事，要以故事性取胜，它不再突出“真诚的表达”，突出的恰恰是一个“编”字。看起来这是突破，是挣脱了纯文学的束缚，从此可以海阔天空，任意编织了，其实却不那么简单。写了一段时间的写手都会发现，故事的套路相当有限，能够吸引眼球的题材和母题也只有那么一些，大家不久就纷纷落于相近相似的故事中了，仿佛游乐场中的“碰碰车”，很快就你碰我，我碰你了。相反，不是那么易于生产的纯文学，因为要从各自的灵魂出发，而又自觉地追求独特性，反倒不容易雷同。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为避免重复雷同带来的审美疲劳，让大量的通俗文学新作得以流通，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共识（很像一种交通规则）——相类似的作品，相互靠拢，自觉比较，取长补短，推陈出新。靠拢了不更看得出雷同了吗？正好相反，干脆放一起，反倒不怕了。你想，推理、破案的小说放到一起，作家们坐下来研讨、比较一下，评论家们作一综合评述，高下新旧，不是马上看出来了吗？于是，去掉一批最低分，淘汰出局；过得去的见贤思齐，更上层楼；那些写得最好的被尊为“大师”，从此信心十足，新作迭出，行情看涨；那些准大师们也有了奋斗目标，急起直追……一种兴旺景相，不就形成了？这比没有这么一个“类”时，见不出各自高下，而又动不动发生撞车的懊丧，不是形成鲜明对照了么？——这就是通俗小说要走类型化之路的基本原理。
切不可把“纯文学”功底全扔掉
但世事进一步显示了它的诡异。既然形成了类，类之中相互有了高下之比，这就有了突破的需求。向哪里突破？文学终究是文学，通俗文学也还是文学，所以，真要比高下，到头来，还是得到文学性上去找出路，还是得到纯文学中去吸取营养。走了一个圈，似又回到了原点；但其实这不是回复到纯文学，而是通俗文学自身的螺旋形上升。
那须正干的成功也就在这里。他的“活宝”系列中的第二部作品《侦探队》，就是一个破案故事，这其中就有很强的文学性。他努力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不只是单纯地讲故事，而是要写出生活质感来。“三人组”中的八谷飞差点被当作杀人凶手，旋又被警官放走，他的经历当然成了吹牛的好材料，下面是课间的同学对话：
“那个警官纠缠不休地问我，在院子里有没有看到什么人。太可惜啦，要是早点跑进凶杀现场，我们就能撞上凶手了，也许还能抓住他呢。”
“这是真的？报上可没写你们的事啊！”一个高个子男孩露出怀疑的神情。
“那是警察调查的秘密。如果发表出来，凶手就会知道我们。”
“知道了又有什么？你们又没有撞见他。是啊，真要是目击者，早就被杀掉了。”
“对，对，干掉目击者！”旁边的男孩用手比画成枪的样子，顶在八谷飞胸前。
“哎！我也不是笨蛋啊。一旦有事，我的夺命拳击就会使出来。”八谷飞摆出了拳击的姿势。
这样的文字，自然、生动、充满生活气息，不熟悉小学男孩的语言和心理是写不出的。这本书虽以故事取胜，虽然如作者所说要追求“悬念从生、谜团重重”，但整本书都由这样的日常生活的生动描绘组成，并非只一个粗放的故事框架。他写孩子们抢夺游戏场子，开班会时的争吵，学打垒球的苦乐，以及与佣工女儿的凄楚对话等，都极细微精到，真实而又耐读。这就使小说有了作津津有味的文学阅读的可能。再举一个小例，当八谷飞在高桥先生的屋里发现了他神秘失踪的心爱的棒球时，顿时又喜又气，他立刻认定高桥必是凶手，顺手要把棒球带回，却被“三人组”的另一成员“博士”阻止了：
“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棒球啊！”……虽然这么说着，八谷飞还是把球扔进了纸箱子里。因为他也发觉了一件比找球更有趣的事情。
最后那句叙述，让人想到了林格伦——在这位真正的儿童文学大师的名著《小飞人三部曲》中，小飞人卡尔松捉弄大楼里的流氓，更多地也是出于“好玩”的心理。要是不懂得童心，没受过儿童文学的训练，那须正干也很难写出这样的句子来。
作者写“活宝”系列的最初几本书时，确是很费心力的。第一本和第二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年多；第二本和第三本之间也相隔一年；第四本是又隔了九个月后才交稿的；然后才是平均每隔半年写出一本。须知这是每本才三四万字的小中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国内有志于通俗儿童文学的作者和出版者们参考。
如此看来，一个年轻作家要向通俗儿童文学转型，切记不可把过去的“纯文学”的功底全扔掉（一点不扔是不可能的，那只会写成“两不靠”的不伦不类东西）。因为，真想要在编造故事、抓人眼球、走类型化之路的竞争中获胜，到最后，还是要靠过去的纯文学的训练，要靠生活的积累，靠生动描写人生与心理的能力——当然这是在有了好故事的前提下，这主要已经是依附于好故事而不是依附于“真生命”了。
在这样的转型中，我以为，上海作家谢倩霓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她的长篇小说《喜欢不是罪》也是一部通俗青春文学，却获得了第七届中国儿童文学奖。其优点，就在于所编织的故事的整个进程中，充满了深入而生动的细部描写，这使作品好读而又耐得咀嚼，于是就在大量同类小说中脱颖而出了。她的这些长处，正是从过去的纯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