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出现空缺，让不少人开始反思当前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现状。虽然现在书店的翻译理论著作汗牛充栋，但能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作品似乎不多，粗造滥译的并不少见。很多译本甚至包括一些“名著”、“经典”的译本都硬伤累累。近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法语系邀请法国著名汉学家、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何碧玉教授和中国作家毕飞宇就“中国当代文学与翻译”进行了对谈。
必须让语言和你构成亲缘关系
毕飞宇：许多朋友都跟我谈起《雨天的棉花糖》的翻译，他们都说译得很好，我要再一次感谢何碧玉。说起翻译，我和别的作者一样，也会关心翻译的语言好不好。谈起语言，我特别想知道你是如何翻译我的作品的。打个比方，我的小说就是铁轨，你就是火车，咣叽咣叽沿着我这个铁轨往前开。这也许是一种翻译方法。还有一种是我猜想的翻译方法：译者将一部作品读得非常熟悉，然后去寻找一个调子，或者说一种风格，或者说一个节奏。找到之后译者并不把自己当成一列火车，并不把原作当成一条铁轨。原作很可能是一条公路，翻译家很可能是一辆汽车，他不会突围太多，但他在这个框架内有很大的自由，他打着方向盘，左拐一下，右拐一下。所以我很想知道你属于哪一种，火车还是汽车？或者说你更喜欢哪一种？
何碧玉：我想我肯定是汽车。因为在翻译一部作品的时候，我要译出的是作者独一无二的声音。
毕飞宇：那在翻译过程中，哪些地方占用你的精力比较多？
何碧玉：这个很难说。我觉得关于文化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你可以找人给你解释，最难的是翻译的节奏和音乐感。我在语言学院工作，有很多同事和朋友，我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要找什么人（帮忙）。比如我有一个同事，她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生活过，还赶上中国文化大革命，所以她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情非常了解，比如毛主席语录，上山下乡，等等。她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如果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会马上去找她。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要找对人。如果我翻译台湾作家朱天文的作品，遇到问题我就会去请教一位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因为我知道朱天文古典文学功底很好。
毕飞宇：其实我特别愿意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翻译状况。中国现在的翻译状况非常不好。我在同学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能读到的书很少，那个时候我们所能读到的西方文学作品都是“五四”以后那一批老的知识分子译的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中国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用的还是那些从“五四”以后到1949年之前的老译本，包括朱生豪、傅雷等人。那么为什么到了90年代，尤其是到了新世纪以后情况变糟糕了呢？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中学教育片面强调数理化的教育，造成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大幅度下降，导致外语好的学生母语不好。我儿子现在看到我和外国人的英语信件就会笑着说“这太简单了”。我说那你说给我听听。这个时候他就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中文表达了。英文信件他一看就明白，但是当我要求他用汉语转述的时候他就说不出来。所以现在中国图书市场上有不少糟糕的翻译作品。
去年，中国评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其中有中篇小说，有短篇小说，有诗歌，有散文。唯独翻译奖空缺，一篇都没有。当然，没有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好的翻译家，不是！一些好的作品，它可能不在评奖的时间里头。比如许钧老师翻译的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显然就不在这个时间里头。我特别渴望今后中国的法语翻译一茬又一茬从南京大学法语系出来。我绝对不怀疑在座这么多年轻学生的法语水平，但是对他们的汉语，尤其是写作能力有一些担忧。
何碧玉：其实在法国也有语言水平退化的现象。年轻人比较喜欢玩电脑，用奇怪的方法写短信，他们的语言能力也可能有这个倾向。我是法文系毕业生，本来不是汉学家。你说得很对，译者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母语水平，这比外语水平重要多了。
毕飞宇：大概在十几年前，许钧教授正翻译《桤木王》，有一天夜里，十二点左右，我家电话响了，是许教授打来的。在一个句子里，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大概有三个左右的词可以供他选择，他推敲到最后自己也困了，没把握了，于是给我打了电话，我不了解语境，只靠直觉给了他一个选择。我的选择是不是好？不重要，重点是你们得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文学，去面对每一个词。你得把每一词当成自己的一滴血，你不能噼里啪啦地糊弄过去。你必须让语言和你构成亲缘关系。天下没有一个词是好的，没有一个词是坏的。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老师经常对我们讲，这是贬义词，这是褒义词，褒义词是好词，贬义词是坏词，太糟糕了。哪里有坏词？“他妈的” 都可以金光闪闪。语言是一种关系，看你如何配，就像男和女，配好了就精彩。
当代中国文学是有依附的
何碧玉：我最近参加了一个讨论会，也是讨论有关翻译的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是法文的。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多封底介绍，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说两点体会：第一是在80年代初，法国不太了解中国作家，他们比较想了解的是作品的文献价值。我举个例子，Actes Sud出版社在1986出版了一本张辛欣的书，丛书主编在封底这样写道：中国正在变，所有在中国旅游的人都承认，但中国还有许多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撇开文学价值，张辛欣的小说可以帮我们回答很多我们不能回答的关于中国的问题。对当时的出版社而言，这本小说的首要价值就是文献价值，读者可以通过这部作品更好地了解中国。当然从90年代开始，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些作家开始有名气，像莫言，其他作家也层出不穷。
另外，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我发现主要是在比基埃出版社（Picquier），读他们的书根本不知道中国作家是谁。一句介绍都没有。比如说他们1992年出版的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Feu et glace），看封四的介绍感觉作者并不存在：“我们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就明白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当年革命的中国。”陆文夫的《美食家》是1988年出版的，如果就看封面你根本不知道陆文夫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岁数，是哪儿的人。封底介绍说通过这部小说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烹调艺术，中国美食诸如此类。直到他发表第二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陆文夫是谁。我们才发现陆文夫是苏州人。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版社推出一部中国作品，但是读者没办法知道原作者是谁。仿佛出版社对作家不感兴趣，但对书很感兴趣，对书的故事很感兴趣。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有些书的介绍就专门拿“被禁”说事儿。法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是从18世纪伏尔泰的时候开始的，一个法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对政府有反对和批评的意识。既然作家也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也应该有这个态度。一看一部作品被禁止，法国出版社就马上来了兴趣，尤其是记者。既然这本书被禁，那一定是本值得译介的书。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应该集中在这个现象，因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依附于别的东西。
毕飞宇：你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内心是有感触的。我想起了卡尔·马克思的一句话：中世纪是没有哲学的，中世纪的哲学只是神学的婢女。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句呢？当代中国文学真的是有依附的。我想说的是，放在世界范畴来看，我认为中国文学依然弱势，不对等。前些日子我在香港得了一个奖，在领奖之后的几天里，我被西方记者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文学是不是已经走向世界了？我说还没有。西方对中国的文学有兴趣，这是事实。以我的浅见，其实这里面有其他原因的：第一，西方的读者、尤其是媒体，过分地渴望中国的作家身上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第二，这在文学里体现得不是很充分，体现得最充分的是张艺谋的电影。张艺谋用他天才的想象力发明了一些中国文化，出于文化的好奇，一些人开始关注张艺谋式的中国。第三，就是中国式的性，中国人如何面对性，中国人如何实践性。
小说家离开不了政治，但是，政治里的文学和文学里的政治不是一回事。文学理当比政治更宽、更自由。小说有小说的美学，小说有小说的学术，小说也有小说的标准。我渴望的情景是这样的，你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对中国小说感兴趣，对中国小说美学感兴趣，同时，你对中国作家的思想、政治主张感兴趣，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艺术家不局限于他的主张而伴随着优秀的作品，那才是真的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