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是英国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家。他的主要思想来源是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后现代理论。伊格尔顿自称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也深信传统理论已不足以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和实践，因此，在分析和阐释问题时扩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后现代理论为伊格尔顿提供了颇具现实感的问题意识，虽然他对其虚无主义取向充满反感，时常展开激烈批判。

　　《文化的观念》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代表作。该作从学术问题入手，迅速进入对现实的政治问题的探讨。开篇伊始，伊格尔顿首先从词源学角度对文化的含义进行了重新阐释，从分析文化与自然之间这一最基本、最原始的关系，推展到对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文明、文化与宗教、文化与艺术等诸多关系的考察，在对这些关系进行细究的时候，将会看到真实的权力运作和社会矛盾的复杂结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文化”的三个重要派生意义：一是反资本主义的批判，二是这种概念缩小并对整体生活方式复数化，三是专门用于艺术，这三种意义很难截然分开。

　　伊格尔顿的特点是现实感很强，文学、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他思考问题的一条主线。在他看来，当代世界毫无疑问地处于一场文化危机之中，这业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以碎片化、反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观念逐渐取代前现代的有机的文化观念，当资本主义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西方国家内部四分五裂，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矛盾重重，革命民主主义、女权主义、种族斗争等敏感问题不断激化，世界日渐成为一个文化战场。同时，理想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与具体的、多样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资本主义本身无力产生一种具有统摄性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问题空前突显。此时，文化被当成解决所有问题的救命稻草，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人们期待它发挥整合作用，以使社会回归有序、有机的状态。伊格尔顿指出，文化从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工具。事实上，在这场危机中，文化自身也在遭遇解构、分裂、矛盾、多元化，成为一个松散的无所不包的领域。文化的政治性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我们既不必泛文化化，也不必泛政治化，文化应该回归自身的领域，与社会和政治保持一定的差异和距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才能更好地发挥改革和整合社会的功能。

　　在《文化的观念》的最后一章，伊格尔顿提出了“走向一种共同文化”的设想，他对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的设想进行了比较和评价，提出建立共同文化要充分考虑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在文化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同时，文化与日常感觉紧密相关，一种共同文化必须深入男男女女的生活经验，影响社会的知觉结构，才能生根。伊格尔顿并不着意理论的体系性，由于时刻追踪最新的实践问题，他采用的是典型的论战文体，也许在某些问题上其态度稍显偏激，但观点独到，论证犀利中肯，发人深省。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