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1978年农村地区开始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同一时期，我国产生了第一批“农民工”。这些人背井离乡，来到城市“闯生活”，他们几乎毫无工业生产技巧，对城市生活方式也感到非常陌生。他们的梦想可能很简单，就是赚到工钱，寄回老家，建房子、讨老婆、养老人。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以“70” 后为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在个人诉求和工作能力方面都有不小的变化。“学技术”往往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对精神生活也有着更强烈的需求，他们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

　　而目前的农民工当中，“80后”、“90后”已占主体，根据人民日报去年的调查，“80后”、“90后”已经占到我国农民工总数的60%。“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然而，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相对比的是，他们融入城市的道路并不开阔。4月28日出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印证了这一点。普查结果显示，同2000年相比，我国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超过2.6亿人，10年间增加了1亿1千700万人。而这2.6亿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家属。这说明，绝大部分农民工离开农村，并未能改变身份。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亿6千万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80后90后，接近9000万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继续深入，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扩大。鉴于城市化进程还将持续30年左右，不出10年，“00后”也将加入其中。对于这一庞大群体的新变化、新诉求，必须加以严肃对待，否则中国社会的演进将难有和谐可言。陆学艺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跟60后、70后这批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来管理他们，想通过限制他们进入城市，或加强城市治安管理来应对他们融入城市的正当诉求。城市不给他们解决户口，实际上他们还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这跟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是不相符的，和谐社会也实现不了。”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也认为，我们必须全面反思并调整之前的城市化战略。这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人口为66557万，占总人口的49.68％；乡村人口为67415万，占总人口的50.32％，我国的城市化率接近五成。但是曾湘泉教授认为，这只能算“名义的城市化”，即按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接近五成，而按户籍计算，我国的城市人口仅不到三成。曾湘泉认为，造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经济发展奇迹的，不是“人口红利”，也不是出口战略，而是“城乡隔离的农民工制度”，“农民工不享受城市人的福利，大幅度降低了用工的成本”。
　　
　　因此，从本质上说，流动人口问题、农民工问题不是城市管理问题，而是城市化战略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没有人本身的城市化，不能算真正的城市化；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也摆脱不了对农民工低成本“优势”的依赖。曾湘泉认为，过渡时期的这种超低的人工成本不可能持续，所以人的城市化，“农民工”的“工人化”和“市民化”必须要逐步进行。陆学艺也表示，要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那是永远也解决不好的，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现在已经形成的农民工这套体制和做法。”
　
　　将来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的城市人口可能不会增加，但流动人口一定要减少，最终要彻底摘掉“农民工”头上这顶“农民”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