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国家之歌剧艺术发展、发达程度，创演数量标准固然是一个重要参数，但质量标准则更具根本性、实质性意义。
　　
　　西方原是歌剧艺术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歌剧的老师；自其传入我国至今，百余年来中国歌剧家和广大观众非但对莫扎特、威尔第、比才、普契尼等大师及其杰作心驰神往，且从20世纪20年代起，始终执著于歌剧艺术本土化的探索，创造出大批为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为歌剧艺术在东方大国生根、开花、结果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前对中国歌剧知之既少评价亦不高的西方同行之所以终于公开发出赞美之词，个中原因无非两条：
　　
　　其一，歌剧艺术在西方世界的当下境遇颇堪忧虑——公众歌剧生活以复演古典、浪漫时期经典剧目为主，新创剧目原本就少，但作曲家大多只为自己而不为观众写戏，先锋观念花样翻新，现代技法层出不穷，将广大歌剧爱好者拒之千里。除极少数堪称经典的剧目依然存活于学术著作、报刊评论或作曲课堂之外，其实与普通观众的歌剧生活毫不相干；每逢此类剧目演出，其“门前冷落车马稀”之状令人心寒。
　　
　　其二，相比之下，中国歌剧界虽也经常搬演西方的经典剧目，但有史以来均以原创路线为主，并在各个发展阶段积累了诸多优秀原创剧目。新时期以来，严肃歌剧、民族歌剧、先锋歌剧、轻喜歌剧各呈其技，观念多元，风格多样，新剧频出，态势向好。
　　
　　《纽约时报》那位评论家大概有感于中西歌剧之当代命运遭际一枯一荣的现实，乃有上述那一番肺腑之言。因此，我毫不怀疑他的真诚，但对其结论却大有保留。
　　
　　不要被门庭若市的假象所蒙蔽
　　
　　衡量一个国家之歌剧艺术发展、发达程度，创演数量标准固然是一个重要参数，但质量标准则更具根本性、实质性意义。当下中国歌剧的创演质量普遍较低，新时期以来，各地歌剧院团曾经创演过各种题材和风格的歌剧作品，国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但真正令普通歌剧观众喜闻乐见者却为数甚少。究其个中原因，除开那些毫不在意观众喜欢与否的现代派歌剧之外，大多数剧目的剧本和音乐创作质量差，音乐元素与戏剧元素有机综合程度低，导致戏不抓人、歌不动人乃是其中最突出也最致命的弊端。
　　
　　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新创歌剧都是出自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历届毕业生之手。其中当然有真正的精品，然更多地则是三等品甚至残次品。一些被作曲技术武装到牙齿的歌剧作曲家，居然写不出一条动人的歌唱性旋律来，倒是让“既难唱，又难听”的音调充斥全篇。至于戏剧修养严重不足、不知歌剧综合魅力为何物，对戏剧性、音乐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和舞台体现既乏出众禀赋又无实际经验的现象则更为普遍。
　　
　　《纽约时报》这位评论家还赞扬了对歌剧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观众。其实，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是歌剧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之源。但时下某些剧目成了同行间自娱自乐、自吹自擂的自慰手段，令观众原本浓厚的兴趣越来越淡，逼迫他们离歌剧越来越远。事实证明，凡是抛弃自己基本观众的歌剧艺术家及其作品，必被观众所抛弃。因此，不能为某部剧目“世界首演”时门庭若市的假象所蒙蔽；它之能否真正经受得住剧场检验，是在排除大量赠票或被虚假夸饰的广告宣传裹挟而来等因素之后，一直全神贯注坚持到终场的观众还剩多少，首轮演出之后能否继之以第二轮、第三轮，以及仍被观众津津乐道的剧目还有哪几部。
　　
　　生产和管理机制隐伏着诸多痼疾
　　
　　当下我国歌剧院团正面临一场转企改制风暴。为生存计，转企后的许多地方院团已不再创演歌剧，另一些院团则被兼并或撤销编制。即令像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院、总政歌剧团、国家大剧院等少数几个国家级院团或单位仍在仰仗政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不断推出各种新创歌剧，但它更多属于行政性行为而非制度性产物，其决策、论证、立项及生产和管理机制既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也隐伏着诸多痼疾；若不在根治这些机制弊端上狠下工夫，即便用黄金铺路也未必就能顺利建成歌剧强国和文化大国。我国之综合实力日渐雄厚当是不假，但国有歌剧院团转企改制的内在动因和实际效果，并非着眼于解放歌剧艺术生产力、提高歌剧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战略中的重要位置，而是让歌剧走向市场生死由之，为国家财政甩包袱、减压力。据实言之，这种头疼医脚思路和做法若不根本改变，歌剧艺术在我国生存尚且难上加难，又遑论繁荣发展？所谓“歌剧强国”、“文化大国”及美中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所说西方艺术家“都指望着中国，这里是古典音乐唯一的发展希望”云云，更是天边灿烂绚丽的云霓，心向往之但遥不可及。
　　
　　我如此说，并不表明我对中国歌剧之未来前途持悲观态度。其根据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歌剧的主要改革对象是机制而非体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教育家和学者对当下歌剧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种种消极现象怀有切肤之痛并在苦苦探寻改善良策；歌剧艺术在中国有着光荣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繁茂的土壤丰饶，若给予政策阳光的投射、财力雨露的滋养，中国歌剧之真正繁荣乃至以独特的东方性格自立于世界歌剧之林，犹可期也。
　　
　　我对西方歌剧之未来趋向，同样持乐观态度。因为，西方歌剧艺术家具有很强的反思和自洽能力，他们决不会长久地止步于现时复演古典、先锋原创这种两极互动的模式中，莫扎特、威尔第、比才、普契尼等大师巨匠所奠定的雅俗共赏歌剧精神和审美原则之回归并在西方同行中重新得到确认和尊崇，进而构建更为健康多元的歌剧生态，同样值得期待。
　　
　　面对西方同行赞美、遭遇现实困境，每一个中国歌剧家只要头脑清醒，不忘使命，不改初衷，看清问题，从我做起，中国歌剧的未来繁荣才可能变虚妄映像为现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