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亚洲各国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探求着自己的复苏、发展和繁荣之路。尽管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2009 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亚洲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离不开全球化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合作。
　　
　　摆脱贫穷，谋求发展，多年来一直是亚洲人民共同的心愿。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复苏，亚洲四小龙的兴旺繁荣，中国和印度的近年崛起，都说明亚洲各国和地区始终在寻找适合自身繁荣发展的富强之路。亚洲之路，是富强之路，也是探索之路，改革之路、创新之路。一般认为，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乃至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迅速复苏和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援助之手”。尤其是自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在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促动下，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大量增加，确保了在全球经济衰退下中国经济9%以上的速率高速增长, 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当今国际学界、商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更加重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2008年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为救市而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促使这些国家较快走出了经济衰退。其结果是：各国越来越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作用。然而，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却表明，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会失灵。过度地依靠政府干预经济，短期内会阻止经济衰退，并帮助经济从衰退中复苏。但从长期看，如果政府投资大规模地替代私人投资，会导致政府债务不断积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催生资产泡沫，甚至会产生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长期中会阻碍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因此，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和定位，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所需要重新思考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的治理，无论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地区，都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与上个世纪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不同的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发生在一个更为开放、市场分工更为细化的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如果各国政府仅仅考虑本国的利益而独立制定政策，必然会产生种种矛盾，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譬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给美国国内造成通货膨胀问题，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却导致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全球流动和泛滥，引致了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加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为应付经济衰退而采取的积极宏观政策，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问题。因此，在目前的后危机时代，迫切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在全球视野下来共同探讨全球治理结构问题，并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以建立合作、开放、共赢的世界经济秩序。
　　
　　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和世界衰退使人们认识到，加强政府对市场和金融系统的监管，制定出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来调节和规范市场的运行，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目前仍需各国共同努力。但是，政府监管需要加强并不意味着政府管得越多越好，政府参与市场越多越好，更重要的是要改革政府监管和调控经济的方式。政府更多地应是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完善者和监管者，而并不市场运行的直接参与者。在完善对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化规则监管的同时，各国政府更应该促进市场化进程，包括促进金融资源配置的更加开放和更加市场化。目前，要特别强调法治政府和民主预算，让法律成为同时规范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准绳。这对于东亚关系型社会尤为重要。要增加亚洲各国之间的地区合作，加强各国之间在政府作用定位、金融监管方面的相互学习、交流和合作。要在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基础上，推进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在地区合作方面，亚洲尤其是东亚出现了新的趋势。在东盟和中日韩良好合作的基础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正稳步推进，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机制化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未来中日韩考虑建立三国之间自由贸易区时，应考虑以下三个可能的选择：（１）在三国进行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在投资、贷款和证券投资等方面，应以三国自己的货币进行结算；（２）为了促进中日韩三国之间的长期贸易、直接投资和劳动分工，中日韩应该考虑维持建立在三国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真实币值，这样会更有助于改善外部的贸易不平衡的状况；（３）中日韩三国应该采取一致政策，以应对来自外部的短期资本流入所可能带来的经济波动，但却应该欢迎长期的资本流入和流出。
　　
　　近些年来，美国政府更加重视亚洲，加大了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合作与政策协调。我们希望美国在本地区的合作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建设型的作用。今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两国加强了在地区事务上的对话与磋商，这对维持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虽然在亚洲地区仍然存在领土争端，但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符合各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在新的形势下，东亚地区安全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在发生重要变化，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节能减排是当前全球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亚洲地区更为重要。由于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核电厂放射性物质泄漏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对能源安全进行更为审慎的思考。如何有效降低核能的潜在风险，改进核设施的设计和操作，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各国特别重视和研究的问题。这次上海论坛的一个共识是，要在保持亚洲各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促进亚洲国家低碳化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提高碳减排政策的有效性。这不仅需要在政府主导的政策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各国的节能减排，而且需要加快低碳技术研究，重点在于加强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包括推广使用工业减排技术，建设新能源电力产业与智能电网，设立建筑行业的低碳发展标准，降低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并加强节能减排技术政策制定方面的国际合作。
　　
　　这次世界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基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事实，必须寻找到内生性的约束机制来确保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安全运行。为此，在国际层面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改革特别提款权的构成与功能，使之成为抑制美元全球泛滥的防火墙，作为第三方参与美元本位竞争，从内在机制上有效约束美元的过剩供给。在区域层面上，要通过增强贸易相关国的货币互换，从区域及国家集团的角度来创造一种可以与美元相竞争的货币流通环境，借以减缓来自于美元过多供给的流动性冲击。在国家层面上，美国作为发钞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各种问题，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此法案实施，会给金融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亚洲各国处在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这在产生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引发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重要转折，并进而影响各国内部乃至亚洲经济格局的转变。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大量资源集聚到一些特大城市，使之成为吸纳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中心。这就需要各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和政策措施，平衡城乡发展，减少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共服务品的质量和覆盖面，提升对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形成包容性发展的城市环境。对于中国来说，转变城市发展模式，逐步给予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福利待遇，完善住房等公共政策，积极发展公共服务业，成为未来政府治理的重点。
　　
　　在亚洲各国内部，政府官员腐败、贫困、失业等问题，引起了国内政局动荡，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正考验着亚洲各国政府的管理和治理能力。许多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或体制转轨阶段，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全球金融风暴更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从而为国家未来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难题。近年来，亚洲国家开始对各国的发展模式进行新的反思与探索。亚洲正在开拓国际反恐、海上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的新领域。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文化历史背景，要在和平、稳定的前提下，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实现均衡、公平、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这是亚洲未来合作应有的命题。可以相信，通过亚洲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谐的新亚洲。通过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繁荣的国际新秩序一定会在全球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