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种族歧视者在衣服上写着“仇视黑人”。资料图片
在一个黑人受歧视的社会环境中，一个断然不会受人尊敬的黑人清洁工攻击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举止端正的犹太白人，其多变的证词却能够被采信并最终胜诉。发生于近百年前美国佐治亚州的“弗兰克事件”及其广泛的后续影响，是观察美国“镀金时代”纷繁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合适窗口，也成为反映美国社会历史变迁信息的一个典型载体。
血案发生
1913年4月27日晚，有人报案在亚特兰大国家铅笔厂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其颈部有扼痕，头上有被击打的痕迹。经确认，死者是工厂13岁的女雇员玛丽·菲安。法医鉴定玛丽是在当天中午12点到13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死亡的。
经过警方调查，案件的疑点最终落在了29岁的犹太厂主利奥·弗兰克和黑人清洁工吉姆·肯勒的身上。因为在前一天，弗兰克刚好给玛丽发了工资，从那以后再没有人看到过她；而吉姆·肯勒则被举报曾清洗过衬衫上的血污。弗兰克聘请了平克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哈里·斯科特协助警方调查此案。
经过审讯，弗兰克否认自己谋杀了玛丽，说玛丽当天到办公室来领了工资就走了；而肯勒则指控弗兰克犯了谋杀罪，声称案发那天，弗兰克让他在通往其办公室的楼梯下面充当看守，但是他睡着了，直到弗兰克吹口哨示意他上来。他发现弗兰克抖得很厉害，弗兰克说玛丽拒绝了自己，他打了玛丽，把她扔在对面车间里了。肯勒跑去看时，发现玛丽四肢伸展躺在地板上，已经死了。弗兰克让他把尸体包起来扔到地下室，但是他试了试却没能移动。最后，弗兰克帮助他一起把尸体放在电梯里运到了地下室，然后两人一起回到了办公室。这时，弗兰克暗示他如果闭嘴不乱说就给他一笔钱。肯勒的证词改变了多次而且有许多漏洞，但是此后任何人在见他之前，都必须征得律师哈里·斯科特与弗兰克的检举公诉人、副检察官休·M·德塞的同意。
肯勒的证词给人们造成弗兰克是一个“好色之徒” 的印象。第二天，报纸称“这个黑人的证词具有令人震惊的特征，不宜刊出”，由此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从4月28日弗兰克被捕后，大量的谣言就开始在亚特兰大传播，诸如弗兰克行为不轨、犹太教的信仰就鼓励犹太男子以异教徒的女子而不是犹太妇女为乐等等。案件的发生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非犹太人社会各界基本认为弗兰克是真正的罪犯。玛丽美丽动人的外貌与她悲惨命运的对比如此鲜明，人们都极受触动，希望凶手被抓后不是被绞死或杀死，而是被折磨死。尤其是亚特兰大的民众，已经被一种非理智的情绪所控制，群情激昂，大有不处死弗兰克誓不罢休的阵势；法院被社会舆论所左右，陪审员们对于主要的证词更多地基于道听途说、谣言和无确实证据的指控，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警方则完全维护法庭的立场，不惜歪曲事实；南方新闻界连续4个月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道和评论，全国范围内的出版物则参照了这些内容，断章取义地发表了各种传闻。但此案在法律上的许多疑点，则使犹太人开始了积极营救弗兰克的各种行动。
错综的证词，糊涂的审判
1913年7月28日，弗兰克案开庭审理。案件审理了近一个月，侦探、警方、弗兰克的公诉人、双方律师、各个证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庭审期间，指控方请来许多证人证明弗兰克有罪，有人说他案发时不在办公室，有人指控他品行恶劣，许多人声称弗兰克对其女雇员行为不检。公诉人德塞请来了一些铅笔厂的女雇员出庭作证，她们都否定弗兰克的品性，却没举出关于弗兰克越轨行为的具体事例。弗兰克岳母家的看门人曾签署了一份材料，说他在案发后的那天夜里将弗兰克灌醉了，弗兰克很沮丧，谈到了自杀的想法。但这份材料是此看门人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夜、又被盘问了数小时后被迫签署的。德塞以此作为证据，引发了控辩双方激烈的论战。
工厂机械师提供了新的证据，说他在工厂二层楼上发现了玛丽的空的工资袋，还有机器旁边的一摊血迹，这似乎表明本案是一个抢劫案。弗兰克的律师也认为抢劫是这一宗案件的犯罪动机。
铅笔厂工作时间记录员及弗兰克的私人助理都证明那天从未见肯勒和弗兰克来往过。私人助理还出示了一张弗兰克在案发那天所有工作的清单和所有的财务开支，这都证明弗兰克没有时间作案和搬运尸体。私人助理还证实肯勒在凶杀案发生后的那个星期一极度紧张。
一位机械师的妻子作证说那天她曾去工厂见她的丈夫，大约中午12点半在弗兰克的办公室看到了弗兰克，她在1点离开之前看见一个奇怪的黑人，后来确认是肯勒，正鬼鬼祟祟地躲在一层楼电梯附近的一堆箱子后面。
在弗兰克办公室工作的一名13岁男孩阿伦佐·曼恩，在出庭的几分钟里表现得异常紧张与胆怯，他说凶杀案发生那天从未见弗兰克与玛丽纠缠。弗兰克住所附近的居民们也证明弗兰克在案发后的那个晚上出来散步，看起来非常平静与正常。弗兰克的母亲展示了一封弗兰克在4月26日下午写给他在纽约的舅舅的一封信，这封信整洁且文笔严谨，叙述了一些家庭琐事，看不出一丝紧张与忏悔的迹象。
审判第25天，双方辩论激烈，僵持不下。最后陪审团经过研究商议，还是判定弗兰克有罪。当年《亚特兰大期刊》杂志生动地报道了审讯时的情景：“法庭里和街道上挤满了愤怒而坚定的人群……大家都知道，陪审团如果宣判被告无罪的话，就会引起一场震动全国的暴乱，致使亚特兰大街道上发生无谓的流血冲突。”亚特兰大3家主要报纸的主编说服法官，把最后的审讯放在星期一而不是星期六，这样可以使法庭审理程序结束时围观的群众少一些。法官向他的一个朋友说，假如基督和天使来到这里向陪审团宣告弗兰克是无辜的，那基督都会被认为是有罪的。因此，当法官宣判弗兰克有罪时，没有人感到惊奇，这使法庭内外的数千民众欢呼雀跃。
营救初见成效，却命殒私刑
1913年8月26日，法官判处弗兰克绞刑，行刑期定于10月10日，但弗兰克的律师要求重新审理此案。“弗兰克的支持者们没有顾及那些社会底层民众的感情，雇佣了全国最臭名昭著的破坏工会（反联盟）的私人侦探威廉·J·伯恩斯来调查可疑的证据。伯恩斯在玛丽的家乡玛丽埃塔调查时，差点没能活着逃离。” 从1913年10月到1915年4月，弗兰克的律师又先后向富尔顿郡的最高法院、佐治亚州的最高法院、联邦地区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分别提起上诉，但都被驳回，这样，弗兰克的行刑期被推迟了3次，最后定在1915年6月22日。
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拯救弗兰克的运动，他们请求社会各界人士给监狱委员会和有威望的佐治亚州州长斯兰顿写信，力争州长赦免弗兰克。最后，全国有上百万份请求赦免或反对赦免弗兰克的签名信在报纸上发表。斯兰顿州长收到了超过10万封表达各种意见的信件，监狱委员会赞成提出行刑的建议，肯勒的律师则相信自己的当事人是有罪的，要求给弗兰克减刑。斯兰顿州长花费了大量时间仔细研究了案件卷宗，最后宣布将弗兰克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他发表声明说：“如果我允许弗兰克被绞死，那么我就是一个杀人犯。”斯兰顿的这一决定激怒了很多人，有5000多人围攻他的官邸，愤怒的人群甚至烧毁了他的州长画像。
1915年7月，佐治亚的出版家、记者托马斯·E·瓦特森介入了这场冲突。他曾经是“人民党”党员，后来成为反犹、反天主教的捍卫者和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他利用手中的报纸鼓动贫穷的南方白人反对为弗兰克出钱辩护的北方犹太富商，这不仅使他的报纸增加了3倍的发行量，而且煽动起了强烈的反犹主义情绪。在州长宣布对弗兰克减刑后，瓦特森竟然愤怒地大肆宣扬私刑的好处。
1915年8月16日晚，一伙声称是“玛丽骑士”的全副武装的人，在佐治亚州监狱当局的默许下，劫走了弗兰克。他们连夜驱车，在玛丽的家乡玛丽埃塔小树林的一棵大橡树上绞死了弗兰克。事后，没有任何人因此次“私刑”处死弗兰克而被起诉。
真相大白
此后，与弗兰克案有关的人员命运各异，余波未了。
弗兰克的公诉人、副检察官休·M·德塞从弗兰克案中获得了丰厚的政治报酬，1916年和1918年，他两度当选为佐治亚州的州长。1920年，鼓吹私刑好处的瓦特森当选为佐治亚州参议员。“三K党”在他的葬礼上给他送了一个8英尺高的玫瑰十字架。斯兰顿州长则背井离乡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开始了在亚特兰大的法律营生，但是再也没有被选上公共职位。在斯兰顿生命的最后，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能证明弗兰克是无辜的。1955年斯兰顿去世时，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降半旗致哀。《亚特兰大宪法报》的拉尔夫·麦吉尔称颂他说：“一个伟人的一生，但正是他伟大的正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的确是命运的嘲弄。”
1919年，肯勒因偷盗亚特兰大一家药店被判了21年徒刑；1941年参与赌博团伙又被亚特兰大警察局拘捕；1947年因为醉酒再次被捕；1962年去世。
1982年3月4日，曾在弗兰克办公室工作的阿伦佐·曼恩，在病危之际道出了一个他守了69年的秘密，承认1913年4月26日中午，他曾看到肯勒在工厂一楼的电梯旁肩扛着玛丽的尸体。肯勒当时威胁他如果敢提起这件事就杀了他。现在阿伦佐说出这段往事是为了解除良心上的负担。事实上，他以前曾经好几次试着讲出这件事，但是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阿伦佐给《田纳西报》的许多记者讲述了这段往事，他也被做过多次测谎试验，证明了他讲的都是真话。1982年3 月7日，《田纳西报》在周日特刊上发表了阿伦佐·曼恩的陈述。全国的报纸都竞相转载了这件事。阿伦佐·曼恩后来在亚特兰大重述这件事的过程还被制成了录像带。
1983年1月4日，“反诽谤联盟”给佐治亚“宽赦和假释委员会“递交了一份申请，请求为弗兰克作死后赦免。1983年12月 22日，该委员会否定了为弗兰克作死后赦免的动议，理由是阿伦佐·曼恩控告吉姆·肯勒有罪，但是并不能证明弗兰克无辜。1986年3月11日，基于在拘留期间佐治亚州对弗兰克保护的失败，该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死后赦免利奥·弗兰克的声明，但并不是以官方的名义免除弗兰克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