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于2010年10月31日闭幕，据统计，世博会给上海带来的直接旅游收入超过人民币800亿元。上海世博会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可以被看做是政府集中优势资源使当地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锻炼了城市的管理运营能力，甚至迅速提高了城市知名度，促进了软实力的提升。另外，世博会的举办在给上海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给上海的旅游、交通、信息服务等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原有的社会常态运行机制被打破。

　　如今，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文化、创意被更多地推向前台成为衡量先进生产力的新谱系。曾经被广为批评的“文化工业”在新的问题情境下，由于其借助的主体创新力与想象力改变了现代工业文明模式化、单一化的特点，而成为了后工业社会重要的经济活力源。在这一背景下，现代个体借助自身的经验与知识进行的创新、创意活动显得尤为重要——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做工，但无法进行创新性思维。而所谓的文化创意，又显然是不可能建立在文化资源、文化交流单一的基础之上，这就从外部对所谓“创意产业”、“创意城市”本身的客观条件提出了要求。从地域上说，创意活动必须在文化资源种类较为丰富、交流活动较为多样、文化多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城市发展中展开。显然，目前中国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将眼光停留在产出的经济指标的提升上，而对文化资源进行广泛地吸收与保护的长远策略相对缺乏。它往往是以对现有文化资源的实用性、短期性利用、损耗，来换取发展的“量”的收获，对持续发展所需的诸多基础和软环境则缺乏关注与建设规划。文化的良性积累成为次要选择，对文化资源的发现、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从历史上看，作为中国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样本，上海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发展模式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由于历史原因，100多年前的开埠通商使得大量异质性的物质、文化资源迅速汇集起来，最后造就了上海的崛起。与其他中国城市主要是在本土生活、文化脉络中渐进演化的模式不同，上海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继续以其特点走在了中国现代城市发展的前沿。从这个角度来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海成为开放的中国现代化城市发展经验的模本，代表了中国本土与西方经验、农业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的文化生成之路。

　　刘易斯·芒福德曾将城市隐喻为“磁体”与“容器”。所谓“磁体”就是吸引资源的功能，而“容器”则是汇聚和保持资源、综合创新的功能。城市不同于乡村，它在有限空间所汇聚的大量物质文化资源是乡村所无法比拟的；各种资源之间相互作用，引发的激烈碰撞和生发出的创新力，又是城市将文明推向更高层次的关键过程。由于世博会具有特殊的文化创意产业特点，使得人们对这一城市发展的“助推器”、“强心剂”有着更多的期许。

　　各国举办世博会理应不是“一时之事”，其意义不能单纯从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经济、消费指数进行评说。从抽象的城市理念到实际的应用技术，再到多媒体式的城市展示方式，世博会构建了一个平台，使得世界各国的城市建设方法与案例得到了综合展示，就像后工业社会在满足技术生产要求而转向文化创意领域一样。单纯的城市管理技术并不是最难攻克的堡垒，文化观念交流、城市建设理念的创新探索才是世博会的使命。世博会如同一块磁铁，把各国所有的不同城市建设观念吸引、汇集起来，在上海世博会的新“容器”中完成孵化、创新、换代、提升，在理念和实践上诞生能切实推动中国城市建设模式转型与产业创新的新路径、新方法，发现和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这正是在常态的城市管理、运行、可持续发展最需要着力的主题。

　　结合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可见，相对于其他地区，上海的海派文化的长处在于能对多种类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与再加工，并将之迅速消化、纳入城市发展的进程。都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从某一观察点切入，进行单纯的“捧杀”，以及将面临的现实问题症结简单归因于一个具体环节或要素，均可能遮蔽将之从科学、系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角度客观分析问题、设计对策的视阈。从这一点看，“后世博”本身理应是一个难得的反思机遇——以重大事件来制造创意城市的磁铁聚集效应，在新视阈、新层面进行持续反思，并展开城市常态发展的实践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