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输入性通胀压力之外，受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原因和经济政策扭曲的影响，目前的通胀还表现出货币性、结构性、成本推进性和理性预期型通货膨胀的特征，复合式通胀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首要问题，复合式通胀管理也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
货币性通胀：
复合式通胀的基础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侵扰，2008年11月，我国紧急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相搭配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中央银行在两年内向市场注入了17.65万亿的流动性。与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同，我国金融体系稳健，金融市场效率较高，货币乘数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短期内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大，形成了过量流动性，诱发了货币性通胀。
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大的原因有三：第一，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2010年外汇储备同比增长18%。第二，政府存款增速明显下降，政府支出的执行速度显著提高，财政大量的支出转化为金融市场上的现实流动性。第三，受到连续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2010年第4季度货币乘数转入下降轨道，但我国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20%，处于历史高值，继续提升的空间较为有限。随着经济增速的上升和存款准备金政策空间的缩小，货币乘数将在短暂下降后重新进入恢复态势，明显放大流动性规模，扩张货币供给效果。
2010年11月，国内权威机构的报告指出，以M2与GDP的差额比较，我国累计超发货币465万亿。从核算标准来看，忽略了因为资产升值产生的价值尺度职能货币的需求。因此，我们的侧算结果是不超过6万亿的货币超发规模，占货币发行总量的8.2%。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危机时期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这6万亿的货币超发极易转变成流动性很高的国内游资，集中对部分商品或服务市场进行扰动，从而引发结构性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胀：
复合式通胀压力的具体表现
现阶段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重要农产品和关键生产或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但这究竟是结构性的局部波动还是全面物价上涨的集中反映？
从我们对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统计数据库中获取的2010年1月4日到12月31日的农产品期货主要品种的价格上涨情况看，粮食作物的期货价格波动并不大。在食品中，生鲜食品的价格上涨成为推动食品价格总涨幅达到7.2%的主因，但因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短期内获得纠正，一般不会通过原材料市场向重要的制成品领域传递。而作为重要的主业原料和生活消费品的棉花，其价格的上涨有可能传递到其他重要原材料领域，从而衍化为价格的全面上涨。
居住类价格快速上涨是我国当前结构性通胀的另一个重要表现。2010年我国居住类价格上涨达到4.5％，为CPl达到3.2％提供了22％的支撑。而在居住类内部，水、电、气、装修等产品占到了整个居住类的95%以上。决定居住类水、电、气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提供成本和政策目标。但预计上述价格将在2011年保持基本稳定。
成本推进性物价上涨：
引发全面通胀风险的主因素
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国内游资的共同影响，我国重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开始出现明显上涨，且在短期内无法通过技术进步或管理革新的方式在制造业内部得到消化，从而必然传递到制成品环节，直接影响居民生产和生活，引发全面通胀。
随着国内结构性通胀重心的转移，长期未能理顺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体系的缺陷极易成为下一个结构性通胀的节点，也即结构性通胀成为引发下一轮成本推进性通货膨胀的重要驱动力量，从而使我国当前的复合式通胀演化为全面通胀。
目前，国内游资已经开始进入到价格控制相对宽松的中间产品市场和必需品市场，并开始向上述大宗商品市场转移，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
共同预期是放大通胀的“棘轮”
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同，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感知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显化，并在2010年第1季度成为社会共同的对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
从月度CPI指数与社会公众对物价的不满意程度情况看，2010年我国社会公众对物价的不满意程度逐步攀升，至第4季度，达到1999年以来的最高值，有76.9%的抽样调查对象直言“物价过高，难以接受”。
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形成后，将刺激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人们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以保障自己收入的购买力和维护既有的生活水平。但是这种消费支出的扩大，短期内在消费品市场中累积了过多的需求，形成了物价上涨的额外压力。
由于通货膨胀率较高，而利率受制国内外的原因难以得到足额有效的调整，人们开始将储蓄转变为投资，其中既包括预期收益率较低的稳健型投资，也包括高回报预期的风险型投资。
考虑到储蓄—投资间的替代关系，目前，稳健型投资的需求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从而为高信誉度的政府债券和机构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在就业问题上，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将推高短期菲利浦斯曲线，使通货膨胀率与就业率间的替代关系变得模糊，积极就业的政策效果下降，社会“痛苦指数”上升。总体上，宏观经济政策进入了更为微妙和审慎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