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有“过时论”和“不可超越论”两种传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说法，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突然多了起来。艾隆森说：“马克思主义过去了。”[1]他认为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代人，历史地肩负着埋葬它的任务。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转变的乌托邦规划，已经被证明不可能了。应该说，这是苏东剧变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右转和普遍悲观情绪的表达。其错误在于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把苏联的解体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与“过时论”说法截然对立的另一种观点是“不可超越论”。萨特说：“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2]安托尼奥认为，由于阶级、财产、剥削、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依然是今天的重大议题，所以马克思依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理论家和批判家。他说：“尽管多次被宣布已经死了，马克思似乎总能够再一次从灰烬中站起来。”[3]德里达则提醒人们：“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4]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需要进一步分析并认真对待。“过时论”的观点又有两种具体状况：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过时了，主张全部或者部分抛弃;另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过时了，主张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放弃某些过时的甚至错误的结论。这两种情况的第一种是我们要防范和警惕的错误意见，第二种却是我们要吸收的正确意见。此处的关键之点在于，我们要克服过去那种听见别人谈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就自发地抵制的偏见。“不可超越论”的观点也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另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结论都是不可超越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两种情况的第一种是我们要坚持的正确态度，第二种却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实践方面造成的惨痛教训已经很多了，因而是我们要防范的一种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或者“不可超越”，不是抽象地争论的结果，而是马克思主义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使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完全脱离时代的玄想，而是他所处时代的反映。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5]我们不能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观点，主要在于他无视哲学的前瞻性。罗素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辩证一些：“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6]罗素认为，以前的哲学史学家把历史上的哲学家当作真空中的产物，这是不妥的做法。他要按照哲学和环境之间互相影响的事实重写哲学史。马克思强调：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7]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评蒲鲁东颠倒了原理和时代之间关系的看法，认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这归根到底是由当时的生产方式水平决定的。恩格斯认为：“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8]哲学和时代的关系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代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当代意义，正是认为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还没有被超越。但是，既然如此，谈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意义何在?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里的时代概念。时代的划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根本性质的角度划分不同的时代;另一种是对同一性质的时代不同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五社会形态理论，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从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角度划分的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都是从根本性质不同的角度划分时代的结果。不同性质的时代之间具有根本的差别。当然，划分性质不同的时代的不同方式，导致它们所划分的时代之间又存在一种彼此交错的关系，比如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和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交错关系，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交错关系，等等，从而表现出尤为复杂的状况。在同一性质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划分不同的阶段，比如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随着自然意义上的时间的推移，时代状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只不过是变化的性质、深度、广度不同罢了。
核心之点在于是不是每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有时代化的问题。理论是时代的表达，伟大的理论常常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根本性质和根本特征。随着同一性质的时代的不同阶段的依次展开，理论本身必然存在如何调整自身、扩展指涉对象的内容和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反映某一时代深层本质的理论都存在如何不断地时代化的问题。如果某一种理论在同一时代性质的某一个阶段具有解释力，而对下一个阶段失去了解释力，即无法实现自身的时代化，那就说明这一理论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已经过时了。对于绝大多数理论学说来讲，不可能超越一个不同性质的时代而依然具有解释力。对于极个别跨时代的伟大学说，由于它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常常被人们奉为永恒真理。儒家学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演变中不断实现自身的时代化，曾被看作不变之道。然而今天看来，我们固然可以吸取它的某些积极因素，甚至保留它的某些形式，但是从总体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来看，它恐怕是不能与现代社会吻合的过时理论。从这个意义上，它不能复兴了，就像一个成年人不能退回到青年、青年不能回到童年或婴儿时期一样。
马克思主义不是过时的理论，主要原因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内在矛盾，是适合于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批判理论。只要现代社会没有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被超越。马克思所处时代和当今时代虽然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一致的，但是在异化、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人的自由等时代问题的表现形态方面，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因而就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要。总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时代”主要指的是同一时代性质的“现代”，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的理论发展过程，是对现代不同阶段理论问题的不同解答。
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根基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客观地存在着时代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所有其他理论的时代化是外在强制和被迫的行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内在的实践本性决定的结果。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内在地要求自身和时代特征的主动结合，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问题。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实践性。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不懂得实践，因而只能从抽象的直观的角度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相反，唯心主义倒是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当然只是抽象地发展了。[9]从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哲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自然观方面，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而是被人的实践活动中介了的人化自然;在认识论方面，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基础、动力、标准、目的;在辩证法方面，实践是人化世界自我否定运动的决定因素;在价值观方面，实践是价值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观方面，历史不是抽象精神决定的过程，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对马克思来讲：“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也就是说，理论不是抽象存在的独立王国，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中。理论的独立性的外观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整个社会状况的精神表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1]青年黑格尔派把观念、思想、概念变为独立的东西，认定这些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因而是人们的真正枷锁，他们只需要用词句反对词句就够了。马克思认为，他们的根本失误在于“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2]。所以，他们的思辨不过是“意识的空话”，而不是“真正的知识”。
其次，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基本性质在于实践关系相对于理论关系的优先性，逻辑地导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结论。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理论的优先性地位预设了现实世界的逻辑性和同质性，认为思辨的概念范畴体系具有对世界终极解释的性质。实质上，这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思路。马克思主义要求放弃同质性的神话，尊重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多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关系是派生的，实践关系才是事物之间真实的联系，实践关系并不能被理论的逻辑关系所完全覆盖，相反，理论关系只有建立在实践关系之上才有现实意义。这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放弃建构最终的封闭的真理体系的想法，实现思维范式的革命性变革。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克服了黑格尔式的体系和思想的矛盾，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革新的理论学说。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13]“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4]
再次，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根本目标在于改变世界和人类的解放，这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时代化。知识型的思维范式接受现存的生活条件，接受既定的历史，表现出一种无批判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它的历史使命在于造就一个合目的性的理想世界。“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这种改变不是一种思想活动，而是一种历史活动。因而，马克思主义决不可能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革命斗争的学说，不是一经形成就凝固了的理论化石，不是冷冰冰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理论指南。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拒斥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不顾马克思主义具体产生的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主张看作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药方和公式，无原则地把它们泛化和推广。教条主义表面上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实质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基于此，恩格斯批评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也已经明确地说过意思大致相同的话：“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17]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理论创新，任何把马克思主义永恒化的企图只能走向反面。实用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不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常常以发展和创新的名义随意地修改不合自己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导致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核软化了、消失了。对于实用主义来讲，关键之点在于回答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根据何在。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大敌，必须时刻警惕它们的变相现身。
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逻辑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伴随着革命实践新要求的理论创新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时代化的历史。我们从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的演化路径简要阐发上述观点。
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路径。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基于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经济状况得出的结论，认为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交往普遍化的条件下各个民族“同时发生”，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因此，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率先一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新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8]十月革命前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世界革命形势看法的不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阶段不能超越，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而反对十月革命。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条件。十月革命的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回答了落后的俄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它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如何在落后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和如何在贫穷的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经过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到了一条救亡图存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它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建国之后的挫折和教训恰恰在于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带有设想性质的论断当作普遍真理，另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所有论断当作不可怀疑的真理，从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问题上，邓小平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20世纪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深刻认识和把握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后，首要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有机的整体，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径。19世纪下半叶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恶劣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社会日益稳定，阶级矛盾缓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逐渐冷却。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如何才是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了一个问题，有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的观点，有主张走议会道路和改良主义的观点，有主张耐心等待无产阶级革命自然而然发生的观点。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一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欧洲资本主义的新情况出发探索革命的可能性，认为首要的任务是阐发物控制人的新形式和意识形态、文化对人的思想意识的重要作用，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本杰明到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思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和对技术理性的崇拜，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文化，质疑和否定它的合理性。值得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已经倾向于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演变为对它加以改良和完善，因而究竟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修正主义，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新形势之下的理论应对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逻辑后果和历史表现。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主要路径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的秘密在于，它能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形势的新变化，不断实现自身的理论创新。过去国内简单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在于，没有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注释：
[1] Ronald Aronson:?After Marxism?,the Guilford Press, 1995, p.3.
[2][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3] Robert Antonio ed.，?Marx and Modernity:Key Readings and Commentar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3，p.2.
[4][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12页。
[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美国版序言第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12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1卷第211页。
[9][10][11][12][13][14][15][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56、73、66、291、248、75、25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8、681。
[17][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页。
(本文得到教育部“纪念建党90周年”专项课题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的资助，项目编号分别为：10JDJNJD251和2010221072)
(作者：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