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高度关注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共同富裕问题，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
经济发展方式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与改革，无论就其转变领域的广度而言，还是就其变革内容的深度而言，都可以说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如何顺利推进这场变革，保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确方向并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做系统而深入的思考。
一、坚持一条科学发展道路
发展方式是发展道路的具体表现，坚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说到底是由发展道路及其所体现的发展理念决定的。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就必须坚持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又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道路。这条科学发展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当前，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两个问题必须高度关注。
一是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价值标准的统一，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搞现代化不仅要解决生产力落后问题，还要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平均主义，而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共享发展方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当强化共同富裕理念并迈出实质性步伐，力争在未来１０年把基尼系数降到０．４以内。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民富”和“共富”的关系。当前强调民富很必要，但民富不等于共富，因为 “民”是分阶层的，要防止用民富代替共富，要以共富为牵引把民富和共富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是关于公有制为主体问题。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结合是个伪命题，在股份制普遍存在的条件下，二者能不能结合关键取决于是否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否则就是私有制也无法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初级形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尽管目前它还不完善，但它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我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强国，但后来被西方超过了，根本原因就是当年西方国家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率先建立了一种比封建经济制度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应该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深远的考虑。
二、实现一个重大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后我们选择的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起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症结所在。比如，这一战略导致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投资品和高技术产品愈加依赖进口，形成了“越发展越依赖”的被动局面；导致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低端产业的恶性循环；导致外资的过分扩张，形成对我国一些产业价值链的控制，不仅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还压抑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意志；导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解决，城乡、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对国外消费者的大量补贴和外汇储备过大所面临的被动局面。目前我国资金短缺现象已不复存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来临。这说明，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两面性，战略应用也有一定限度，现在已是调整的最佳时期，应加快实施从外向型发展战略向内需自主型发展战略转变。
实现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当前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除对民族企业自主品牌产品实施出口退税支持外，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再给予出口退税和税收优惠，将政府用于出口退税的支出用于刺激内需。二是调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政策。限制外资办独资企业；限制外资在我国直接投资的领域和市场占领程度，真正为民族资本开拓投资空间和发展机会。三是切实保障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保持对经济命脉、支柱性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
三、处理好五个重要关系
１．处理好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尽快形成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首先，这是解决新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源的需要。一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动力源：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主要是投资和出口，之后主要是国内消费。许多国家由于动力源转换机制不畅，经济长期徘徊不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就是经济增长动力源转换的陷阱。其次，这也是确立消费作为生产目的的性质定位的需要。消费与投资不同，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更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改变把消费仅仅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手段的思维定势，真正搞清楚究竟是为消费而生产，还是为生产而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说法很值得商榷。这里不仅将消费仅仅视作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且与投资和出口并列，完全忽视了消费作为生产目的的性质定位，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我们应重新审视消费和投资的本质关系，尽快形成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２．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始终把提高质量效益摆在首位。
目前我国已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如果不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有可能步拉美国家或日本的后尘。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在于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此前提下经济增长速度较前适当降低是合乎规律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需要解决单纯以ＧＤＰ论政绩的问题，始终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
３．处理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把推进城市化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抓手。
城市化不仅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解决当前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收入分配差别以及产业结构不协调、就业矛盾突出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抓手。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就要稳步地推进城市化。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明显落后于工业化中后期世界平均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已不容拖延。城市化本质上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推进城市化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既要避免出现城市贫民窟，也要避免损害农民权益和损害农业的基础地位。
４．处理好我国产业比较优势和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的关系，把培育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靠科技的力量，关键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要保持“中国制造”的产业比较优势，通过创新大幅提升制造业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培育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抢占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目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谁能在绿色革命潮流中创造一个为世人所认可的知识体系和发展模式，谁就能够拥有国际话语权和领导权。我们应抓住当前绿色革命的契机，围绕绿色经济培育和发展中国新兴战略产业。
５．处理好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把加强对资本消极行为的约束作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
市场机制通过供求、价格、竞争等杠杆可以把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但这种作用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对经济发展也有破坏作用。市场机制作用的这种两重性，实质是由资本的两重性决定的。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其逐利动机又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例如，把企业成本推向社会，导致资源环境破坏；用利润挤占工资，导致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扩大，以致形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推动物价上涨或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侵蚀消费者利益等。这说明，我们不能只注重资本的积极作用，还必须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加强宏观调控，约束资本的消极作用。只有如此，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