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转型的主基调下，东部省份基本上都将自己的预期经济增速降了下来，但在西部地区却激起“埋怨声”一片。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前30年为东部的发展牺牲了自己，现在应该是考虑政策倾斜的时候了。

　　但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如交通、资源、人力都是必须考虑的关键指标。就西部而言，地理区位上没有东部的先天优势，交通条件由于历史、地理的因素也难以比拟；经济基础的落后同样造成人才外流，形成了宁可在东部失业，也不愿到西部就业的结构性难题。算下来，西部剩下的优势就是自然资源和中央优惠政策了。

　　实际上，资源与政策的结合已经在西部掀起了资源大开发的热潮，国务院制定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就将西部作为我国的资源开采、加工基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行署专员吾金平措3月31日透露，“十二五”期间，西藏把矿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着力培育壮大，力争到“十二五”末形成年生产金属铜10万吨以上、氧化镁10万吨以上、煤10万吨以上、销售铁矿石100万吨的能力，初步建成藏东有色金属产业基地。除矿产资源外，西藏未来另一大支柱是水电站建设。在新疆，煤炭和油气资源更是其顶梁柱，在央企和各地的援疆方案中，资源开采占有压倒性的分量。在青海，“十二五”期间用于资源勘探的资金已超过100亿，同时还在积极制定政策吸引民间资金投入采矿领域。

　　丰富的资源是西部省份的天赐优势，但西部的生态环境也是极其脆弱的，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恢复。毫不夸张地说，西部地区实际上维系着中国的生存。如西藏，有着星罗棋布的湖泊和川流不息的江河，同时也是我国著名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因其丰富的水资源被人们称为“亚洲水塔”。资料显示，西藏的水资源总量达4482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亿多千瓦，占全国天然水能理论蕴藏量的15.83%，占全国可开发水能资源的17.1%，居全国之首。但就是这样的天然宝藏，却正在被大规模的资源开采所破坏。

　　在北京举行“为中国找水”公益报告会上，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副主任杨勇将在青藏高原、长江上游流域、西北地区的所见所闻以及拍摄的大量照片，向人们展示了对中国水资源的忧虑。他说，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有很多候鸟栖息地，这两年我们发现，在很多青藏高原附近的地方，候鸟一般不走了，或者走得比较晚，从气温测量数据来看，现在气温普遍比较高，特别是进入冬季的时间普遍很晚，到了10月底很多候鸟还没有走；很多冰川开始解体，快速融化，较20年前退缩了300－500米，和全球变化是一致的。近几年，在青藏高原的采矿活动比较普遍。杨勇表示，“玉树地震以后，我们去考察所看到的那些采矿，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雪线附近的采矿点，管理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更谈不上环保的措施，由于缺乏深度的地质工作和有效的管理水平，对水源和环境的破坏非常大。”

　　西部的问题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是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丰富，在西藏，蕴藏量丰富的铜、铬、硼等恰好是国家的短缺矿种。这使得面临资源瓶颈的中国难以避免地将视线集中在了西部。其次，环境生态脆弱，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山地、沙漠、戈壁占了总面积的3/4，生态承载力极其有限。而在西藏，固体矿产矿山90%以上是露天开采，矿山开拓方式为公路运输。在砂金开采过程中，进入矿区的车辆没有固定行车路线，各种车辆在草原上任意行驶，形成了少则几道，多则十几道、宽达两三百米的车道，周边草地在日复一日的碾压下，遭到了严重破坏，草场遭到毁坏。因为西藏为高原气候，大部分植物生长期一般只有3－4个月，多种树木植物生长缓慢，如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甚至是不可复原的。第三，经济基础落后，发展刚起步，超常规发展冲动强烈。第四，技术落后，产业结构粗放。青海有的淘金者曾表示，“我们这的环保很简单，经过水洗的土层晾干往回一倒就算环保了，根本不需要种什么草，恢复植被，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也是这么要求的。”

　　这些特点为整个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极大压力。发展的中国需要资源，贫弱的西部需要靠资源致富，但脆弱的生态则正在用一系列地质灾害报复我们的“超常规发展”。

　　面对“十二五”调结构、转方式，唯一敢于向中央要发展权的，就是西部的地方政府。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转型、调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分歧，是极为现实而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几年“超常规发展”之后，西部就会满目疮痍。东部的生态破坏相对比较容易恢复，而西部的生态破坏也许需要数代人来承受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