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有幸参加过几期杨万东教授主持《新华航空》杂志的“空中沙龙”栏目，学者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冷峻观察，对中华民族崛起的热情期盼，对我每次都是强烈的思想冲击，社会现实似乎都找到了它的逻辑起点，教科书里那些枯燥的理论也变得鲜活起来，让我这个跨专业的学子越发体会到经济学的魅力，同时也引领我思考现实中的经济。
“头脑风暴”自由、真诚、热烈的氛围深深地感染着我，我惊叹学者们在质疑与辩论中碰撞出的智慧火花，感受到智力对弈的乐趣，加深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和理解，与此同时也懊恼自己不能将学者们的对话内容完全记载下来，但是庆幸的是，杨教授和几位学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了，翻开书本，学者们的唇枪舌战跃然纸上。
书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外贸状况恶化，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局面，与此同时各国出台各种转型发展计划积极应对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实现经济转型深刻变革。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铁三角”——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出口导向在高速制造GDP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也带来了人与人的不“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等现象，与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相比，社会发展方面出现很多棘手难题，如矿难、水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纵观世界各国，中国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必须尽快寻求更符合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发展方式的功能是如何有效地配置这些资源，以满足人们的最终需要。目前发展方式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忽视了人，忽视了人的需要和需求的满足。把劳动者当做机器一样的生产要素和会计符号方面。将经济发展和服务于民生的社会目标有机结合、相互促动，我们才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我们社会的发展即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和谐和社会文明的增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低成本的经济竞争模式、从传统制造业推动的经济发展途径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变化，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创新、结构、自主、民生、内源”。做到“独立自主”，实现“公平正义”、“均衡发展”。如果没有对中国经济现实如冰般冷峻的观察和对国家发展的似火样热切的关注，以及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思考，怎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目标和发展模式有如此深刻地探讨和见地呢?
书中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对的障碍主要有：第一，新自由主义对我们观念的影响，对GDP的崇拜使我们只看一个简单的货币效应，比如引资、出口的规模；第二，现实中形成了一些不断分化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占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所以他们对目前的发展方式不愿意改；第三，对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些习惯（如对房地产的依赖，以污染换GDP，以工人的低工资、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为代价换取加工和出口的收益）的改变会很痛苦；第四，我们这些年的技术投入不能说不多，但成效很差。中国的技术进步，要求一种文化的洁净化、竞争机制的公平化、考核机制的合理化；第五，技术人才的培养存在严重缺陷，创新环境很差，千军万马考公务员，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最后，归结到体制。不管是观念、利益还是习惯、技术都可以在体制中找到原因。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通过这样一种对话讨论的方式使得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许多问题都找到了深刻的原因，而书中介绍的破解这些问题的锦囊妙计也不少，如“民生问题大于天”，“自主创新的渠道与机制”，“落后地区的转变之道”，“土地财政的突围”，“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中国金融业的稳定之道”，“国际价值链的高端突破”，“西方转型经验的借鉴与启示”等更是让人拨云见雾、耳目一新。
在谈到中西部差距形成原因时，书中指出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有三：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房地产泡沫、某些领域的过度私有化。出口导向吸走了大量的资源；房地产泡沫占用了宝贵的资源；而私有化又基本上拆散了已经建立起来的部分工业体系和大部分商业流通体系。这一“吸”、一“占”、一“化”，三重拳组合起来，西部在过去30年中，就相对沉沦了。这种对中西部差距成因的精辟概括，一语道破天机，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30多年的发展。书中像这样针砭时弊的论断实在不在少数，他们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扑面而来的是学者们激烈的言辞和满怀的热情。
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都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一书，顺应社会发展大势，以学者的良知和真诚，从不同的视角透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冷峻的分析背后，彰显地是学者们对祖国发展的拳拳爱国心。学者们深邃的思想和崇高的爱国情操将永远激励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唤起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