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版的新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是一场有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话题的精彩对话，饕餮盛宴。对话在来自本土和海外的4位学者间展开。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后张建君教授和就职于海外某大金融机构的黄树东先生、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朱安东博士。4人均是长期跟踪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专家学者，他们围绕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12个方面、48个问题展开的即兴对话和讨论，论题全面，充满中外多元化视角、不同观点交锋的理论张力和深刻洞察。
　　
　　突破口在哪里
　　
　　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社会全面的发展，关键在哪里？

　　该书作者指出，中国经济战略转变，解决贫富悬殊是突破口。解决内需不足，关键是解决贫富悬殊，是大幅度提高中下层收入在GDP中比重。解决之道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解决内需不足的出路不是提高平均工资，而是提高中等以下阶层的收入。不找准这个突破口，所谓转型就会成为回到起点的游戏。

　　解决收入不公，要在资本和劳动间重新切割收入。改变以资本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行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什么是劳动该得的，什么是资本该得的，不能全由市场决定，解决贫富悬殊必须跳出这个陷阱。有人提出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解决贫富悬殊这个问题。学者诘问，按这种观点，西方是不存在贫富悬殊了？
　　
　　两部曲蛋糕理论的硬伤
　　
　　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上，广为流行的理论是两部曲的蛋糕理论，即先把蛋糕做大，再讨论如何切蛋糕。对话作者认为，这个两部曲的蛋糕战略至少有4个问题：（1）它忘了吃蛋糕的人就是做蛋糕的人，分配不公降低了做蛋糕的人的积极性，蛋糕难以持续做大。（2）蛋糕分配不公，能吃蛋糕的没有足够的蛋糕，少数人又有吃不完的蛋糕，结果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同样导致蛋糕不能“可持续”地做大。（3）那些掌握了吃不完蛋糕的人，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会利用手中吃不完的蛋糕带来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所谓的两部曲，最后只能是一部曲。（4）吃不到蛋糕的人，忍无可忍时，还可能铤而走险，一举把桌子推翻，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对话中有学者判断，现在中国到了第三个阶段。所以，只考虑GDP增长的经济体制，不仅低效率，弄不好连做蛋糕的桌子都要被敲破，成了负效益。

　　市场经济需要“霹雳手段”

　　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不是干预太多，而是干预太少；或者说，在有些方面干预太多，在另一些地方干预太少。比如科技创新、贫富悬殊、社会保障、房地产泡沫、产业失衡等，政府干预太少了。这些问题中，有哪一个能依靠市场解决？政府应当将该管的牢牢管住，这是转型的一个关键。因此强势干预的霹雳手段非常必要。美国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大规模的霹雳手段，大萧条以后的“新政”、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期的反垄断和现在的奥巴马。

　　前些年，有人提出“私有财产国王都不能进去”，海外学者批评指出，这个口号，将私人产权绝对地摆到了社会利益的对立面，绝对摆到了公权力之上。他说，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大概不太了解西方的历史和现状。在美国，假如你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你得要政府批准。而且施工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政府验证是否达到标准。哪怕你在自己房子里牵一条电线，原则上也得政府检验。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些学者是从私欲的角度来研究推崇私有的绝对化，放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责任；而西方早期学者则是从社会角度来为私有制画了一条线。不要忘了资本的冲动是盈利，这个盈利动机需要限制和干预。

　　在对话学者看来，中国有的学者在思想上存在一种选择性分裂。这种思想分裂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体制设计上强调人性“恶”的一面，强调监督制约，对公权力存有怀疑；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将这种人性“恶”的假定运用于资本，对资本抱有不切实际的空想，不愿将资本同样置于监督和制约之下，大力抨击政府对资本的规范限制。许多人开口闭口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却不愿承认不受限制的资本将比腐败更加黑暗。为什么权力需要制约，而资本不需要制约？资本也是一种权力。大家都在指责公权力，谁来制约资本？市场是资本翻江倒海的场所，不要希望市场能节制资本。在西方也没有出现过。
　　
　　一条新发展主义的道路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是什么？中国学者将其归结为走一条新发展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是依靠自主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二是转向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三是在内源性经济增长模式的确立过程中，把消费作为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从而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平衡、内外协调的循环发展模式。使我们从传统的依靠粗放式的增长、低成本的竞争以及人口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转向创新促动、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

　　而海外学者从长周期来分析，认为世界范围的转型至少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构建的全球化体系将逐步解体。经济民族主义，将逐步压倒过去30年的经济世界主义；国内就业目标、国民的福利，将取代单纯的企业效益，将取代所谓比较利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将逐步兴起；其二，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构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解体的开始。政府有效干预，将取代自由放任的做法。“看得见的手”将比较强势地纠正“看不见的手”的偏差。各种形式的干预主义将逐步兴起；其三，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追逐所谓财富利润而牺牲资源环境的增长方式，将逐步为高科技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取代。科技创新在未来的增长中将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