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杨万东等四人完成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一书，通过“对话”方式，以海内外两类视角，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面临的问题、成因与出路，该书立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政府职能定位、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区域差距与均衡发展、三农问题与城镇化、自主创新与企业发展、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发展、金融业改革、对外开放等内容，书中语言简洁，没有长篇累牍的论证过程，但是往往引经据典、联系现实，四位作者在交流中畅谈观点，把脉中国经济，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中的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批判与救赎。
首先，关于“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背景”即第一章的分析。书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出口急剧萎缩，国内经济快速增长而社会发展滞后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现象”，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严重的资源、能源、环境和生态危机，国外应对危机进行的产业升级是中国当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背景，并进而归纳为“铁三角”，即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和出口导向。所谓“铁三角”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贫富悬殊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对出口导向的依赖；而出口导向的竞争力又偏重于低端产业和低工资，低工资反过来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内需更加不足；内需更加不足的结果，加剧了对出口导向的进一步依赖。三者环环相扣，将中国推上了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使出口导向产业的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同时，出口导向的低端产业发展导致国内资源生态环境被大量破坏，为发达国家填补国内低端产业需求、促进高端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对低端产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强化中国产业的依附性和低端化发展。
书中认为解决“铁三角”问题应从解决贫富悬殊为突破口，认真调整分配，全面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花大力气提高最终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让广大人民的最终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与新自由主义提倡的经济体制中，忽视占大多数的中下层人，如弗里德曼明明知道单纯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却还提倡取消社会福利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书中旗帜鲜明地呼吁脱离、纠正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这种观点和主张体现了学者的智慧和责任感。
第二，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突破与驱动力”即第二、三章的分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一是来自于“软实力”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体制以及背后的观念与思想意识；二是来自于“硬实力”的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在这两方面我们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权力寻租，行业利润失衡，地方利益与中央目标不一致，政府干预中出现的问题成为政府不干预的理由，忙于技术引进而忽视技术创新，企业创新人才不足，利益集团左右经济发展等等问题。从“软实力”提升方面，必须提升政府的作为能力，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而不受限制的资本将比腐败更加黑暗。即使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过介入立法和其他权力程序而实现程序寻租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更何况是中国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还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正视问题，市场本身解决不了资本干预权力的问题，破解权贵资本，还是要依赖政府干预在价格机制、干部评价机制、政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等方面的转变。从“硬实力”提升方面，中国目前需要抓住三个重要的机遇，即城市化、产业和技术升级、完善市场经济。书中从历史经验、体制、发展抑制、技术创新、外生变量等方面指出“中国必须通过出口导向发展自己”是一个伪命题。书中指出破解经济发展方式障碍的出路在于破除思想和观念上的束缚，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上下联动促使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向内生、技术创新发展模式加速转变；形成政府、企业和科研事业单位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技术创新格局，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风尚的社会风气；对资源浪费、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五小”坚决清除和淘汰等。这个转型的驱动力来自于政府，而且只能是政府。
第三，关于“铁三角”中带有“原罪”的贫富差距即第四、五、六章的分析。“铁三角”中“内需不足”是“出口导向”的因，而“内需不足”的因又在于“贫富差距”，其直接表现为收入差距，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由于市场化不彻底，是由于垄断和腐败。对于此，书中指出导致中国收入差距太大的根本性原因是市场经济加上私有制，以及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要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让扩大内需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摆脱政府投资主导的传统发展格局；而提高人均收入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还劳动以合理的收益分配权。另外，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的体现主要是区域发展的差距。缩小区域差距，落后地区就必须要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又必须要吸取发达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和做法，要破除对于发展尤其是对于GDP增长的迷信；不能走出口导向，不能再着眼于低端产业的分工；不能走扩大贫富悬殊的道路，要以解决公平和培育内需市场为突破口；不能走资源消耗高和毁坏环境的道路；不能画地为牢，搞地区壁垒，要有整体规划；不能过度依赖外资等等。
第四，关于“铁三角”中“出口导向”即第七、十一章的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已经形成的“出口导向”依赖源于对市场的盲目崇拜，认为“市场换技术”是一条捷径，放弃了自主创新发展之路，如20世纪80年代“运十”大飞机项目的下马放弃，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放弃的不仅仅是“运十”这个产品，而是放弃一个已经成型的技术能力，更为严重的是摧毁了一个已经建成的技术平台。书中在对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企业创新之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机制来保障，这包括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吸纳机制、国家战略性的科技投入机制、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技术产权保护机制、风险投资机制等。
最后，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些热点问题”即第八、九、十章的分析，包括房地产依赖、低碳经济发展路径与金融业改革等问题。书中指出，中国各级政府现在都进入到了房地产依赖状态。由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忽视了对其他产业的扶持，以至于当房地产成为民生之痛，成为人们的怨气所指的时候，没有其他产业能够迅速替代，就会产生当政府对房地产进行调控的时候，整个经济会出现急剧的下降。解决房地产依赖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脱轨，从卖地财政转向依靠制造业的转型发展，依靠健全的税收体系及开拓税源而不是把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进行买卖，来追求GDP的增长，来追求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
低碳经济发展从实质上来讲就是绿色发展，其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这需要政府的鼓励政策支持。书中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确认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有条件地讨论低碳发展的约束规则，为自己留点发展空间，这样，在国际低碳博弈过程中才能取得相对的主动权，要坚持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
书中指出，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将金融资本从潘多拉盒子里面放了出来，金融深化的结果必然是金融大崩盘。中国的金融深化随着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在进一步加速，而中国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随着创业板的推出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体制实际上所借鉴的是美国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制，面对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再造需要寻找或者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模式。
纵观全书，读者读起来会有很强的趣味性、思辨性与知识性。四位学者的“对话”随着可见思想火花交锋时的亮点，当然，观点上的分歧也在所难免，如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科研机构民间化改革方向等内容的争辩等，这反倒留给了读者许多启发与思考。总而言之，该部著作呈现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官员理政、学者治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