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稳固的农民政治认同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矗建国60年来，我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差异。概括地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建国初期，另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两次高峰之后，农民的政治认同有所下降和波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映政治认同弱化倾向的农民抗争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使得增强农民政治认同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增强农民政治认同，必须认识和把握农民政治认同的一般机制，即农民政治认同发生和变化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通过政治认同机制，我们能够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和变化进行科学解释，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的改革和建设中有效地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
一、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社会交换
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指的是人们对现存政治权力系统、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属于政治心理范畴，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只有在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的条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避免导致政治动荡和分裂的社会冲突。在我国，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政治认同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这种政治认同在形式上表现为农民对执政党、政府、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策、政治秩序和政治价值观等方面的承认、接纳和同意，但在本质上是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掌的政治权力的认同，因为上述农民政治认同的对象无非是政治权力在政治主体、运行规则、行为要求等层面的反映。?
从政治权力的角度看，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根源于政治权力对服从与合法性的双重需要。政治权力是一种以合法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力量，对社会成员的服从有着内在要求，其目的在于构建政治领域内的统治—服从关系，没有一定范围的服从就无法产生政治秩序;但是，统治—服从关系的建立和政治秩序的获得仅仅依靠政治强制是难以实现的，即使能够实现也难以持久，因为“服从不等于认同。权力的强制命令可能会使人们顺从，但却得不到人们的忠诚”?[1]。而政治权力只有得到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和忠诚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合法的政治权力才能激起社会成员服从的义务，“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2]。为了获得农民政治认同基础上的自觉服从，政治权力必须为农民提供服务，在既有条件下设法满足农民的合理需求。于是，基于对服从与合法性的双重需要，政治权力展开了与农民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过程。?
在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社会交换可以被视为一种类似于经济交易的社会行为，是政治社会中人们在信任的基础上按照互惠原则交换资源的自愿行动，它因无需对所交换的资源明码标价、也无需对交换双方的义务作具体规定而明显区别于经济交易。现代社会交换理论吸收了功利主义经济学和心理学行为主义的思想，认为社会交换的主体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能够认识到或计算出各种行为所带来的报酬的价值，并受其得到的报酬或效用的驱使而彼此交换资源，社会交换行为能够得以发生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参与交换的行动者均控制了对方所需要的资源。比如社会学家彼德·布劳认为，在理性原则的作用下，个人组成的群体按照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其对他人提供的互惠种类的要求产生分化，有些人拥有比其他人价值更大的资源，他们可以从其他所有想得到他提供的较高价值资源的人那里得到报酬，这种报酬按其价值由小到大排列可分为四个等级：金钱、社会赞同、尊重或尊敬、服从，当社会行动者在交换关系中可以得到最高价值等级的报酬——服从时，它就拥有了权力。?[3]?
根据社会交换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把农民与政治权力抽象为两个理性行动者，农民控制着政治权力所需要的认同和服从，但其利益需求是不受其控制的福利;政治权力掌握着农民所需要的福利，但它需要的是农民的认同和服从，于是双方产生了社会交换的需要：政治权力为农民提供福利，作为回报，农民为政治权力提供认同和服从。这种社会交换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如果政治权力(党和政府)能够在既有条件下为农民有效地提供福利以满足农民合理的需求，那么农民的政治认同以及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政治服从将会是高水平的和稳定的;反之，农民的政治认同则可能下降，甚至引发争取合法权益的抗争行为。?
在当代中国，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社会交换发生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现代国家建构是政治领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一个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过程，其伴随的显著变化是国家政治权力向社会基层的渗透和有效控制，通常依赖于政治领域内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按照法律章程建立庞大的“高度有机的科层体制”，否则，国家权威就“无法正常下达至每一个公民”并有效行使集中化的职能;二是在政治权力向社会生活领域广泛渗透的基础上塑造普遍的政治认同， “如果没有公民的普遍理解并接受它的统治，国家便不可能在税收、对外政策、教育、社会治安以及无数其他事务中顺利行使自己的职能”?[4]。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存在着强大的国家政权，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只是通过大量中介，间接地到达农民个人”?[5]，乡村社会具有较高的分散性和自治性，因此，这种传统国家“本质上是裂变性的，其国家机器可以维持的行政权威非常有限”?[6]。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得到成功推进，其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权力向地域宽广的乡村社会渗透并在人口众多的农民群体中建构稳固的政治认同。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在政党的推动下有效地延伸至乡村社会的最底层，建立了与每一个成员的密切联系，成功地将“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整合进统一的国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普遍、高度的农民政治认同。而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正是我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进行社会交换的结果：农民在得到政治权力为其提供的福利的同时，赋予对方以政治认同。在这一社会交换过程中，农民是政治认同的主体，它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政治权力以认同;但是政治权力对社会交换过程起着主导作用，换句话说，农民的政治认同是政治权力建构的结果，是对政治权力整合乡村社会作出的回应。
二、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生存理性
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社会交换过程，这一社会交换有一个重要前提：农民是理性行动者，其政治态度和行为选择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对于什么是理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作了这样的解释：理性是人类具有以推理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缺乏理性便被视作剥夺此人合法权利的理由，并被普遍当作对此人进行某种监督甚至管束的理由;行为中的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的实施，理性的行为就是理性地适应于追求行为者的某个目的的行为。?[7]在农民与政治权力的社会交换过程中，农民的理性表现为农民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和物质条件的约束下，受获利动机驱使而决定是否认同和服从政治权力的思维能力。?
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理性行动者通常被界定为追求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然而，在当代中国农民与政治权力的社会交换中，农民的理性并非表现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即农民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或拒斥、服从或抵抗，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或有望获得最大利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民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状态下产生了高度的政治认同，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期内，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其政治认同水平却有所下降和弱化。那么，支配农民与政治权力进行社会交换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农民的生存理性。所谓生存理性，就是指面临生存压力或出于应对生存压力的考虑、以生存为最高目标而形成的对环境的认知及确定的行为准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8]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这是隐藏于农民日常行为背后的原始动力，在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发生和变化的各种因素中处于支配地位，客观上反映了农民处于生活资料匮乏或相对匮乏的生存状态。正是在生存理性的支配下，农民与政治权力进行着持续的社会交换。不过，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理性时必须看到，建国60年来，农民的生存状态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为分界线存在着根本区别，农民的生存理性在这两个阶段相应地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具体形态。?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民普遍处于饥饿的打击和威胁之下，这一时期，农民的“生存”是一种处于生存边缘的状态，甚至有时还会跌到生存线以下。30年中，农业的科技含量长期维持在稳定的低水平，粮食产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杂交水稻的推广才获得较大提高;可以耕种的土地也几乎都已耕种，粮食种植面积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还略有缩减;与1949年相比，1979年的粮食产量虽然增长了 21894万吨，?[9]但是农村人口却增加了近3.06亿多，全国人口增加了4.34亿，加上城乡差别的因素，农民的人均用粮在绝大多数年份勉强能够糊口，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其他少数年份则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需要。从湖南省农业大县醴陵县的情况看，大多数年份农民的年人均口粮为400多斤，三年困难时期人均不到300斤，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的口粮不到三两米。邓小平曾坦率地说：“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10]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国家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农民的温饱问题自然无法得到解决。?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的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一般情况下，人首先追求满足的是低层次的需要，特别是对饥饿的规避或对食物的需求。“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11]在沉浮于“生存线”边缘的绝对贫困条件下，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就是获得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以免因食物缺乏而死亡。在这种生存理性的支配下，如果农民摆脱了饥饿或切实感觉到生存有了保障，他们就会对政治权力产生高度的认同，这就是我国农民的政治认同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初期出现两次高峰的根本原因：建国初期农民获得了被其视为“命根子”的、赖以生存的土地，新时期的农村改革则让农民远离了生存的临界点。而如果农民遭受着饥饿的打击或威胁，其政治认同就会下降，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粮食的过度征购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粮食短缺，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农民抵抗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事件;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为应对饥饿而普遍采取了偷粮、瞒产私分、“借粮”等“反行为”。[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年中，农民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善。如果说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农民的“生存”指的是绝对贫困基础上挣扎于生存线边缘的存在，那么改革后的30年里，农民的“生存”则是指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讲求一定生活质量的存在。早在80年代初，我国就“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13]，人均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418斤提高到1982年的701斤，农民的人均用粮达到520斤，人均纯收入达270.1元，比1957年增加近200元。[14]从湖南省醴陵县的情况看，1982年农民人均口粮超过800斤，人均纯收入达252元。[15] 此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由于“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6]，在农民的生存状态得到根本改善的基础上，再加上城乡社会流动的影响，农民的需要层次得到了提升，其需求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用来充饥的食物，譬如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社会公正的主张、对民主权利的兴趣等都在其需要内容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在农民的需要结构中仍然占据着最大比重，因为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环境中，农民就其整体而言属于收入较低的、相对贫困的群体，他们要达到一定生活质量的水准还得承受较大的生存压力。?
在生存压力下，主导农民与政治权力进行社会交换的因素仍然是农民的生存理性。不过，与改革前的30年相比，虽然这一时期农民的生存理性仍然表现为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但是“基本生活资料”的衡量标准提高了，这一标准不再由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和衣服来确定，而是由维持社会最低生活质量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来确定。而且这种生存理性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农民的绝对贫困，而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尽管80年代以来的30年中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较大。2007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3[DK]∶1，同时，农民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没有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承受了较大的负担。在相对贫困基础上的生存理性的支配下，如果农民生活较为富足、主观感受到的生存压力较小，他们就会持续地赋予政治权力以认同; 相反，如果感觉到承受了较大的生存压力，他们就会对政治权力表现出某种不满、不信任和疏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威胁，他们就会奋起抗争，甚至引发群体事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国在90年代以来出现的农民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并不是因为农民缺衣少食活不下去，而是农民在生存压力下为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合法利益作出的反应。不过，由于支配农民政治认同的是生存理性，其抗争的“目标是局部性的而非整体性的，是较为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即使有较抽象的性质存在，也是事关行动者在当地具体的生存状态，而不会触及一般性的权利安排格局”[17]。?
在面临生存危机或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寻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无疑会成为农民行为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9]只要农民所承受的生存压力还比较大，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机制就会受到农民生存理性的支配。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主导农民与政治权力进行社会交换的是农民的生存理性，但这并不是说农民不想得到比基本生存需要更多的财富。俄国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在1925年就曾指出：“没有哪个农民会拒绝烤牛肉或者留声机，更没有哪个农民会拒绝拥有一大把壳牌石油公司的股票，如果他有这种机会的话。” [19]
三、民生改善与农民政治认同建构
在农民与政治权力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中，生存理性对农民的政治认同起着支配性作用。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基本生活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生命体免于死亡的生存资料，主要是维持生命所需的足够的粮食和衣服;另一类是温饱基础上保证一定生活质量又明显区别于奢侈品的生活资料，包括充裕的、有较好营养的食物，像样的衣服，稍舒适的住宅，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娱乐条件等。基本生活资料是农民对基本的衣、食、注行等民生福利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将产生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
民生和农民政治认同的关联是与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体的特性分不开的。在我国，乡村社会是一个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基层社会，具有“弱政治性”的特点，其主要活动就是在既有的政治经济格局下进行农业生产，而不是主导或力图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生活于其中的农民既不具有知识分子那样的政治浪漫和宽广情怀，也没有其他阶层那样开阔的视野，他们通常没有“政治野心”，对抽象的“主义”不感兴趣，因其承受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大，而对与家庭生计相关的具体物质利益和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得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反叛政治秩序。因此，相对其他阶层和社会群体来说，农民的民生改善及其对民生福利需求的满足，能够产生更大的政治效用，即政治方面的满意度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认同。认同产生服从，不满则可能诱发抗争，如果引入抗争行为作为农民政治认同的参照，就会发现，农民的抗争行为一般也与民生紧密相关。这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而不是农民生活相对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深层次上看，农民政治认同的建构需要以民生改善和民生福利的满足作为基础，或者说，农民的政治认同之所以受其生存理性的支配，与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有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成功推进奠定了农民政治认同的深厚基矗“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二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矗”[2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政权建设，一方面使国家政治权力成功地在所有的领土内和全社会实现了垄断，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维护了主权独立和统一，使近代以来屡遭国外军事、经济力量的侵略和国内军事割据磨难的农民能够安心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构建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框架，改变了农民几千年来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改善了农民的生存条件，并给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带来了希望。由于农民对既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基本上是认同的，因而他们希望在既有的政治框架内、在党的领导下获得民生福利的改善，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恶劣条件下也没有通过革命性方式谋求生存。可以说，农民专注于具体物质利益和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得而对 “政治”和“主义”不感兴趣，是现代国家建构带来的结果。?
其次，国家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使农村的民生问题相对突出。现代国家建构是现代化在政治方面的内容，其基本要求之一是国家政治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工业化则是现代化在经济方面的内容，是现代化的核心。在西欧，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16、17世纪绝对主义国家在西欧的巩固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化则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国家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渗透并没有使农村成为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源泉。但是在中国，由于传统势力过于强大和国外军事力量的干预，现代国家建构和工业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无法取得成功，以至于现代化的这两大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步展开。由于国家工业化任务的紧迫性和工业化启动资金的严重短缺，国家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的下渗承担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积累农业剩余以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这一任务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1950—198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平均为10%左右，但国家从农村提取的农业税共计877.65亿元。此外，国家还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有学者指出，从1952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方式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剩余为6320亿元,加上农业税，共达7264亿元。扣除国家给农业的发展、建设等方面的资金1730亿元,农业实际向工业净提供资金5534亿元,平均每年205亿元。因此，国家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在建立现代国家组织体系的同时，带来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的不均衡状况。这种不均衡意味着农民承受的生存压力比较大，即改革前在饥饿威胁下的绝对贫困和改革后在温饱基础上的相对贫困，这是农民的生存理性存在的社会基矗?
再次，我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国家建设不均衡，使民主权利尚未成为农民政治认同的主导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存在着非均衡性，民族—国家的建构远远快于民主—国家的建构。尽管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早已确立，农村基层民主在党的推动下也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总体而言，民主建设在广度、深度方面却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可以说任务艰巨。当然，民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到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状况和民主实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演进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学者T.马歇尔在对英国公民权发展的研究中，将公民身份权利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类。他认为，这三种权利在18世纪以来的两三个世纪里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公民权利或法律权利的主要形成时期是在18世纪，普遍的政治权利建立于19 世纪和20世纪早期，而社会权利或经济权利几乎完全是20世纪的事情。[21]由此看来，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出现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的非均衡性也就不足为怪。不过，民主—国家建设的相对滞后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机制，其结果是，民主权利意识还远远不能取代生存理性而支配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社会交换过程。从理论上讲，在我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民主和民生是农民政治认同的三大根源，但是在民族独立早已经实现、生存压力相对突出的情况下，支配农民政治认同的只会是民生，或者说，农民政治认同最重要的基础是民生福利而非民主权利，民主权利只有在有助于促进民生福利改善的条件下才会对农民的政治认同发生重要作用。?
当前，我们党已清醒地认识到，“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 [22]，并将改善民生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种理念的确立将有助于在我国农民群体中建构稳固的政治认同。
四、结语
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变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持续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了乡村的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受农民生存理性的支配。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为界，农民的生存理性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具体形态，一种是在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对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需求，另一种是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对满足一定生活质量所需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两种生存理性都是农民面对生存压力所作出的反应。当前，建构稳固的农民政治认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既是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由于我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是其生存理性在政治态度方面的外化，主要表现为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因此改善民生便成为政治权力建构农民政治认同的关键。
注释：
[1][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3][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
[4][5][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6][2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页，第245—248页。?
[7][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8—679页。?
[8][16][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8—79页，第79页，第74页。?
[9][14]?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第184、502、499页。?
[10]《邓小平文逊第3卷第137—138页。?
?[11]?[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2页。?
?[12]?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13]?《邓小平文逊第2卷第405页。?
?[15]?湖南省统计局编《湖南省统计年鉴——198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17]?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9]?[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20]?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载于《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22]?温家宝《在2007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载于2007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