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崛起可以用“改革开放的正确”来概括，具体行为而言就是“对经济发展进行推动”的结果。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几十年来都在推动经济发展，而效果却千差万别，不仅有许多国家没能冲破“低收入水平陷阱”，而且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水平陷阱”中，只有少数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北欧四国与美国对英国的超越说明英国也深陷到“高收入水平陷阱”之中。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是经济学不能不关心的课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经济发展的停滞来源于制度上的约束。那么是什么制度约束着经济不能发展呢？对此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在中国马克思的“生产力”约束说占着统治地位。但是将生产力具体化就是“科技进步”。李约瑟考察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他发现到14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到了科技爆发可以进入工业革命的大门；但是中国却徘徊于工业革命大门前不发展，停住了发展的脚步。直到17世界西方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中国由此远远落后下来变成弱国挨打的角色。由此说明“生产力约束”说不能成立。这就是有名的“李约瑟之谜”。
传统的另一类解释可归结为市场约束说、资本约束说。这类学者明显的是将结果作为原因来看待。而多数中国学者持“儒家文化” 思想约束说，即政治权力约束说。用唯物主义思想来看，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是现实生产方式或者说是现实经济运行方式的反映，强调意识观念思想对社会存在的作用，实质上就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直到新制度经济学出现，科斯、诺斯、林毅夫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的停滞来源于缺乏制度的激励。称为“制度决定”说。
（一）， 经济发展的约束——组织制度与经济运行制度
笔者也是个“制度决定论”者。所谓制度就是对人的行为的激励和约束的规则安排。故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经济制度社会。不过是分为组织制度和经济运行制度两个方面。人不能离开组织而生存，所谓组织制度就是对人行为的一种“控制权”规则安排，诸如产权组织制度、要素权组织制度、政权组织制度。其次，人的生命不能离开生活物品的配置来运动，所谓物品配置，就是经济运行规则安排。诸如物权的使用制度、交易制度、配置制度、界定制度等等一系列游戏规则安排。下面就对这些制度规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要素权制度。指基层政权组织规则安排。要素权组织有三种：要素支配权组织、要素组合和要素流动的组织安排。这三种要素权利其中要素支配权（所有权）组织有着决定性作用。要素组合制度可分为奴用制、佃用制、雇佣制、聘用制。要素组合制度的不一样其劳动效率有着不一样。要素流动制度可分为单位、行政、团队、机构等即由要素索所有权主体来支配。要素所有权主体不同其流动费用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流动效率不一样。
（2）政权制度。指经济体国家经营管理机构组织规则安排。一是权力组织组合制度，即行政暴力权力组织、法律权力组织和财政货币权力组织，三种权力组织不同组合形成不一样的政权体制：城邦联盟制、中央集权制、民主分权制、分工合作权制。二是经济体国家所有权制度，即财政收支、货币发放的经营管理主体组织：分为地方诸侯、政府、议会、专家委等不同的财政收支权主体。三是政策制定组织制度，即权力行使组织的组合。诸如决策权、控制权、执行权、监督权等组织的组合规则安排。因为权力行使既可以分开有几个组织行使，也可以集中到一个组织行使。
（3）产权制度。指产权的使用、交易、配置、界定等规则安排。相对有着其效率性，诸如使用效率、交易效率、配置效率、界定效率。就是说不同的产权使用、交易、配置、界定规则下，其效率是不一样的。
（4）经济运行制度。指以货币与物品的相对流通为基础、以价格价值为依据来划分矛盾均衡的规则安排。一是投入产出过程的价值创造制度。二是供给需求过程的价值形成制度。三是消费积累过程的价值分配制度。四是财政金融的收支过程的价值实现制度。
（5）将上面四方面制度综合为一体化，就构成人类制度社会形态。分为三大矛盾运动：一是劳动方法与劳动体组织的统一，可以看出劳动组织决定劳动方法运动，构成劳动组织体决定劳动效率，就是说不同的劳动组织体制有着不同的劳动效率。二是产业构成与消费结构的统一，可以看出消费结构决定产业构成即消费结构决定生产效率（GDP），不同的消费结构下有着不同的生产效率。三是经济结构与经济体管理机构的统一，可以看出经济体管理机构决定经济结构就是管理机构决定经济效率（人均货币收入增长），不同的经济体管理机构下有着不同的经济效率。
（6）这样就得出一种规律性：先进的组织体制度有着提高效率的激励，反之落后的组织体制度约束着效率的提升即约束着经济的发展进程。
（7）以“货币交易制度为决定作用”为依据，将人类制度社会划分为生存品经济（劳役货币交易）制度社会；自给品经济（实物货币交易）制度社会；商品经济（纸质货币交易）制度社会；市场品经济（电子货币交易）制度社会。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形态有着不一样的社会效率（人均社会财富增长率）
以上七点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经济发展的约束与激励的物质条件。
（二）经济发展的推动——经济改革与经济革命。
表面上经济发展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实中不是这样。经济发展来源于制度的变革，那么改变制度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呢？我们认为，来源于竞争。首先是经济体国家之间的竞争，才有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其次是生产劳动组织体企业之间的竞争，才有了企业组织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随着企业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的变化才有了经济体管理机构组织制度的转变即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其三是家庭个人之间的竞争，才有了劳动方法的提升即劳动效率的提高（劳动方法是动力工具与动作工具的一体化运作的发明与革新）。没有劳动力个人之间的竞争，人们不会发现动力工具与动作工具之间的不平衡去进行工具的发明与创新。组织制度的变革来自在竞争格局之中对效率低下制度的发现从而催生制度的创新。
1）经济体管理机构组织集团的制度创新。经济体国家之间的竞争激励了政府官员对制度的创新。但创新能力通过三个方面来表现：一是自我认知能力，即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的发展。例如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否定，否定了农村集体经济后，才有走向家庭承包制（与王朝帝国的“授田”一样）和政权制度的“任期制”的组织制度改革。这就为家庭之间、官员之间的竞争创造了条件，提高了效率，为冲破“低收入水平陷阱”打下了基础。二是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的比较能力，即最大化的扩展受益人群，对损益人群提供补贴。三是目的与目标的修正能力，即完善制度需要通过“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实现。诸如产权从大模糊到小模糊再到清晰的过渡；从限制竞争到放开竞争再到有序竞争的过渡；等等。这都是改革目标及时修正的案例。
2）企业家的制度创新。只有生产劳动组织企业之间有着充分竞争的制度环境才能激励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的发挥。政府最大化效应就是创造出企业之间有序竞争的制度环境。诸如企业发展权平等最大化；要素流动费用的最小化；要素组合的自主性、进入退出的自主性等等制度的建立。
3）劳动力个人创新。只有在个人之间有着竞争性才能激励个人创新能力的发挥。政府的最大作用就是创造出个人之间有序竞争的制度环境，诸如个人基本权利平等的最大化；劳动力流动效率最大化（流动费用最小化）；人力资本积累投入的最大化等等制度安排。
4）专家学者创新。只有创造出知识业、科技业之间有着有序竞争的制度环境才能使专家学者发挥出创新能力。诸如他们的自主、自由流动权制度；知识创新的客观性评价制度与奖励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专家委员会决策权制度等等。
所以政府管理机构的制度创新的目的就是让居民个人劳动力、企业家、专家学者有着充分的激励，进而使创新能力发挥。但是这种向居民个人、企业家、学者专家提供有序竞争的制度环境的创新可概括为组织制度改革。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家庭承包制度使家庭创造能力发挥最大化；市场合约性交易制度使企业家创新能力发挥最大化；人大常委有专门委员会组织组成使专家创新能力发挥最大化。等等。然而组织制度改革有着很大的随意新也使改革成为一种“试错”过程。诸如国有企业承包制、教育医疗的产业化等。而避免改革进入“试错”道路就必须在整体上有个“经济革命”观念，才能发现经济发展上的约束瓶颈，从而通过改革制度来激励经济发展。什么是经济革命呢？
长期性来观察经济制度改革就构成经济制度革命即制度社会形态上本质性的转变。如果把经济革命过程看做一个横向数轴的话，那么经济改革就是这个数轴上的节点。10个阶段（节点）的经济改革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革命过程即一个社会形态面貌本质上的转变。但是就经济革命过程而言可以大体上分为四个时段：
一是经济革命的准备时段。劳动组织制度的变革，即新的劳动组织制度是在旧的社会形态中形成的。新劳动组织体制主导地位的形成推动交易制度的变迁。比如在集体劳动组织下是劳役货币交易制度，一旦家庭劳动组织上升为主导地位就会变成实物货币交易制度，当工厂化劳动组织体上升为主导地位就会变成纸质货币交易制度，当集团化劳动组织体上升为主导地位就会变成电子货币交易制度。正是新劳动组织体制的出现催生了新交易制度的出现。
二是经济革命的实施时段。即交易制度的深化时段。例如1984年后的制度改革就是纸币深化的开始，也称商品化的扩展，由劳动力商品化到目前的房产商品化阶段，下面进入土地商品化阶段。
三是新社会形态面貌性质上的定性时段。财税收支权是社会价值分配的工具，财税收支权主体的不同构成不同性质的制度社会形态。经济革命的性质通过财税收支权主体来说明。政府组织的财税收支权构成自给品经济性质的制度形态，议会组织财税收支权构成商品经济性质的制度形态，只有专家委组织财税收支权才构成市场品经济性质的制度社会形态。财税收支权主体转变的改革就是对经济革命性质上的确定。但是旧的财税收支权主体组织不可能自行放弃权力，需要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的推动，所以这个经济革命定性时段也称为意识形态思想的转变时段。
四是经济革命的完善时段。财税收支权主体的转变，必然推出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不仅改变政府行为的目的目标使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彻底转变，也推动产权制度、要素权制度发生彻底的转变从而大幅度提高社会效率，表现为社会财富积累速度的翻番提高，人们有个完全进入一个新世界的感受。
只有通过经济革命这个模型人们才能发现经济发展约束瓶颈是什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就是居在从自给品经济制度到市场品经济制度的经济革命过程之中。经济革命过程是有经济改革阶段来构成。实践上就是破除约束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创造出激励经济发展的制度。
。（三）第二改革的约束瓶颈——政府组织财税收支权
不论是从经济革命时段上，还是从“向内需带动”发展战略上，还是从提高经济效率上看，现有的政府组织财税收入权体制都是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什么呢？
原因1，政府组织拥有财税收支权，往往以增加政府组织集团的福利为第一，不能发挥财政的应有的功能。特别是财政的定价功能。比如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劳动力要素工资性收入相对资本收入、政府收入的下降，都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不征资本利得税。在政府组织中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也就不知道财政有着定价功能。
原因2，政府通过财政收支权获得大量的资源，掌管更多的审批权，滋生地方政府的跑“部”进钱及进“厅”求项目，从而滋生官僚腐败。相对是反腐败的制度迟迟不能出台。
原因3，税收量与经济效率是一个二次函数关系。要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13-15%的人均收入货币增长），需要准确的计算税率才能办到。政府组织财政收支权下，是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不可能进行科学计量。从而使经济效率锁定在5-6%这个区间，从而增加了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原因4，资源的全民性质决定了通过资源租金设置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但是国有企业拥有资源垄断性，当国有企业亏损时，要财政补贴，相反国有权盈利时不对其征收租金，就形成资源租金流向工人工资。这样的结果不但增加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的是挤压了竞争性企业的发展，也就挤压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原因5，特别是财政“分成制度”，地方政府分成比例小，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一定税收的上升，GDP考核使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的同时又从银行借出大量贷款。据相关方面统计，高达5万亿。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具有偿还能力，一旦演变为银行呆账将直接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所以中国经济一切经济乱象都可以与目前的财税体制相关。可以肯定，突破财政体制改革这一关，不仅可以迅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可以保证今后30年持续稳定发展。如何突破财税体制改革这一关呢？
我们的建议是：1）成立财税专家委员会议来支撑财税收支权，就是由财税专家委（隶属人大常委）来领导财政局、税务局及机关财务部门。使财政金融部门有着相对独立性对资源价格、人民币价格的稳定负责。只有财政金融部门的独立下，才能充分发挥其全部功能性。2）实行三级政府分税制。由此作出事权规定，切断政府官员集团与企业资本集团利益上的联系。比如中央政府对增值税的增长负责、省级政府对资本利得税增长负责、市县级政府对个人资产税增长负责。3）基层政府由农民协会、工人协会、雇主协会组合形成，对要素流动费用下降负责、对初始分配均衡增长负责。4）成立财政经营金融组织，专门负责政府债卷的经营，支持主导行业的发展。通过盈利来供养公务人员，实现政府组织对社会剩余价值剥削的最小化。5）知识宣传企业、媒体是对违法、执法现象的监督主体，只有去其行政化，使其独立生存才能有监督的公正性。
结束语
经济发展的约束瓶颈分为四类：一是劳动效率约束，通过劳动组织体制升级来化解；实践上就是劳动组织制度创新来充分发挥家庭个人创造力。二是生产效率（GDP）的约束，通过交易制度的升级来化解，即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力。三是经济效率约束（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通过财税收支权主体升级转变来化解，充分发挥学者专家是创造力。四是社会效率（人均财富增长率）约束，通过占有、所有权界定制度的升级来化解，即充分发挥政府官员集团的创造力。但是这种效率约束的化解与解决是有先后顺序的，四个效率约束的解决过程就是制度改革，全部解决就构成经济革命，形成人类制度社会形态的升级。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是一个阶段解决一个经济发展的约束瓶颈，并进行突破。比如家庭承包制度改革化解了对劳动效率的约束；市场合约性交易制度改革化解了对生产效率的约束。目前一切经济乱象，诸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等都可以归结为财税体制的落后，特别是经济效率比先进国家低一半证明了财税体制落后成为经济效率提高的约束瓶颈。毫无疑问，将目前的政府组织财税收支权转变为财税学者专家委会议财税收支权，通过专家创造力的最大化发挥，可以使经济效率由现在的5-6%上升为13-15%，即有着比先进国家高一半的经济效率。30年后人均收入接近6万亿美元从而超越欧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将被世界公认而进入主流制度经济学教课书。
今天，中国领导人有着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决心。问题是处在利益角色上阻碍了改革共识，即作为改革当事人对经济发展上的约束瓶颈的自我认知出现了模糊，需要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知识的灌输来解决。中央已经提出改革进程需要“顶层设计”，财税收支权由财税学者专家委来支撑就是这个“顶层设计”机关。这样的财税体制升级也符合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改革路径，即“管理选择”而非东欧小国的“公共选择”路径。
主要参考文献：王海钰：《交易制度理论探讨》
《生产制度理论说明》《分配制度理论探讨》
《产权占有、所有权界定制度论述》《经济改革与经济革命》
《关于征税的理论问题》《财政体制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财政基础分析》《GDP中的劳动份额演变规律》
林毅夫《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