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做客强国论坛照片
【纪宝成】:各位网友好,很高兴能够在人民网与大家见面感觉到非常荣幸。
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
[网友白云黑土]:]:纪校长您好,现在不少高校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大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标准,你们提出建一流大学是基于哪方面的自信?
【纪宝成】: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必然要求。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是各有关高校有这样的愿望,同时,因为我们学校是国家办的,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体现国家的期望和要求。
人民大学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是人民大学自己有这样的愿望,同时也是国家的期望。早在2002年4月2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专程考察人民大学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能够建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去年教师节前夕的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视察人民大学。在讲话最后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希望,就是希望人民大学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有很多的领导人,比如说李鹏同志、陈至立同志、刘延东同志等都对人民大学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所以,人民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既是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愿望,同时,也是党和国家的期望、党和国家的要求,我们理解,在体现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和党的一意志。
这个目标的提出给人民大学的广大学生有极大的鼓励,更加增强了人民大学的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世界一流大学标准这个问题,应当说没有公认的标准,全世界没有任何机构、任何单位对“世界一流大学”下一个定义,但是在长期实践和积累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客观的东西。比如说你要有一流的生源,你得有一流的教师,你得有一流的学科,你得有一流的管理,你要有比较先进的办学理念,比较先进的办学体制,还有运行的机制,这些都是一些共性的东西。
但是一流大学因为学科的不同,也可能有一些区别。我们国家,包括教育部,包括一些名牌大学也曾经研究过,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究竟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所以就人民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有少量精干理工学科的,它的一流大学奋斗目标是哪一些呢?
我们理解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可比的指标来看,能够与世界的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一流大学能够基本接近,或者达到这样的水平。比如说师生比,比如说生均投入,比如说生均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等,像这些基本的、可比较办学指标,可以接近或者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第二,一流大学一定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人才培养、人力支持、智力支持等方面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是世界公认的,我们觉得没有这一条,你在本国家,本民族都没有做出杰出的贡献,还谈得上什么一流大学,这个肯定谈不上。
第三,一定要有若干个一流学科。学科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丰厚的土壤。学科水平如何,就决定着你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应当由若干个在国内是一流的学科,在国际上也可以进行交流、进行比较的。
第四,学术水准具有国际影响力。没有国际影响力怎么叫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影响力是两条:第一,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成果所表现的学术水准在国际上是高水准的,一流水准的。第二,如果不可比的,因为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很多是不好比的,你也可以介绍出去,并且得到同行的认同或者认可,人文社会科学不一定是同一个观点,它是百花齐放的,但是作为一个流派人家感觉你是很有价值,人家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没有这种国际公认的学术影响力,很难你说你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
我想对于办一流大学除了要有一流的生源、一流的教师、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办学理念,一流的硬件设施等,我认为以上四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人民大学为什么能够提出要办一流大学,这不仅是人民大学的愿望,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主管部门对我们人民大学有这样的要求,这是从人民大学的历史、优势、特点出发,所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从创建之日起,或者从命名组建开始,人民大学就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大学办了起来,1954年国家确定了全国六所重点大学,以人民大学为首。后来每次重点大学人民大学都位列其中,现在还是“211”、“985”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所以长时间以来,国家对人民大学的发展给予高度的关注,一直是作为我们国家重点大学来建设的,而人民大学自己也有强大学科实力。人文社会科学很多的新的专业、新的学科,首先是从人民大学诞生的,然后走上全国。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奋斗建立了人大学术上的优势。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大学有八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位居第一。有七个一级学科在全国排名第一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七个学科位居全国第一。还有哲学位居全国第二,工商管理位居全国第三,人民大学有14个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全部进入全国前12名之内。
再比如说发表的学术论文,根据CSSCI的统计,人民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2000年是全国第三位,2001-2003年是全国第二位,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长期一直维持着全国高校第一的位置上。从学生培养来讲,在教育部每年都有博士论文的评选,一年一百篇,人民大学获得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博士论文经过十届的评选,人民大学位居全国第一,数量最多。
所有这些数字都是从不同角度说明人民大学有强大的学科实力,有一批中国一流学科,而且其中有一些学科应当说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像人民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最好的法学院,人民大学商学院去年通过EQUIS认证,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目前我们国家通过这个认证的学院只有几所,所以没有这样一些优势学科我们是谈不上建设一流的,而之所以有优势学科最重要是这些学科拥有杰出的教师。人民大学在这些学科中几代人的奋斗,老中青几代学人进行了奋斗,也涌现了不同年龄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大师级的,有的是现在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将来有可能成为大师。比如说人民大学前不久去世的宋涛先生,这样的教师资格很老,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
当然从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来讲也非常优秀。从1950年算起到现在为止培养了20多万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奋斗在国家各个战线,许多的人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成为党政军各界的领导骨干,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国家希望人民大学培养优秀的建设者,建国时培养万千建国干部,是干部的摇篮,而现在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技术领域的优秀骨干,这些人毕业以后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他们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人民大学的最宝贵的资源,也证明了人民大学是有资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网友爱笑的眼睛Smile:]:]:您好纪校长,现在校园里到处都是四六级、考托考G的小广告,而很少看到有专门就学术问题进行的探讨。除了考试就是求职,大学之大,似乎也难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作为知名高校校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加强大学精神的培养?人大在这方面有哪些举措?
【纪宝成】: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就人民大学而言这个情况并不适合,尽管学生也考四六级,也有托福考试,但是人民大学的学术论坛是非常多的,每周都有,每周都有国际学术会议。既有学校组织的,还有院系自己组织的,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我们自己认为学校是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的地方,应当是学术宝库,当然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来负面影响,急功近利、浮躁对大学生,或者对大学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生需要静心,需要宁静,所以我们要打造宁静的校园,让学生潜心读书、老师潜心治学,是办好人民大学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这些问题上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既有管理方面的措施,激励方面的措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以学术为本,以强大的学术力量和魅力来吸引同学,这是最重要的,要有高水平的教授讲课、高水平的课堂,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教师,包括讲师、副教授他们讲课的效果非常好,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引导学生、感染学生、吸引学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还加强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这并完全是一个口号,而是以学校的行为,教师的行为来引导学生,潜移默化,来达到这样的效果。人民大学的学生都非常优秀,人民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氛围和学术氛围,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非常认真,非常勤奋,非常刻苦。
[回答网友我是九斤老太]:]:请嘉宾谈谈:对天安门广场,“国博”北门立孔子塑像的看法。
【纪宝成】:历史博物馆在改扩建以后在北门竖了一个巨大的孔子像,因为临近天安门广场所以格外引人注目。2001年9月份人民大学当时竖立了中国高校第一尊巨大的孔子像,十年之后在历史博物馆出现孔子像。我们理解,中国要重视自己的历史,要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遗产。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可能离开继承优秀传统的,共建文明家园是离不开历史资源和历史遗产的。因为是历史博物馆,根据博物馆的性质,孔子对于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知名度最高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孔子的身影,所以把孔子看成中国传统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我觉得也是恰当的。
所以我是赞同孔子像放在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要把它解读得太多。近百年来,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是有某种程度上偏差的,所以竖立这样的孔子像就意味着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要重新认识,要更加科学、全面的加以评价。
[网友她说]:]::请问纪校长:“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您能回答钱老先生这一提问吗?
【纪宝成】:钱老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仅仅给学校提出来,而是向全社会提出来的,也是向我们政府提出来的。钱老主要想说的问题是大师级人物比较少,或者说没有。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也有不同意见,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没有高等教育的贡献是不可能,没有高等学校在党政军、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各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怎么可能成为发展这么快的国家,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大概培养四千多万大学毕业生,没有他们哪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能不能成为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还要在他踏入社会以后,长期实践中孜孜以求,很好的发展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涉及社会用人机制怎么样,成才的环境怎么样。我觉得,在用人机制通过改革开放30年正在逐步具备良好的条件,“两弹一星”不光是国外培养还有我们自己培养,至于现在新的航天航空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所以需要辩证地认识这样一个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做客强国论坛访谈照片
要保障和扩大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网友凤尾潇潇]:]:嘉宾您好,去年您曾反对高校简单地去行政化,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纪宝成】:去年的观点今年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去年新华社的报道更为全面。去行政化问题,最重要是解决好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十二五”规划都讲了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哪一些权力是政府的,哪一些权力是高校的,要明确下来,要保障和扩大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要按照教育规律、学术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来办教育。
行政管理当然要,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因为学校是公办学校,学校里要有行政管理,没有行政管理就不成为机构了,关键问题在于,大学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地方,怎么样创造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自由环境很重要。现在都提倡创新,没有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按照学术规律来办事,更好发挥高校自身的作用,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去行政化核心是反对官本位,要提倡真正的尊师重教。学校与生俱来的权利要得到保障,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当然想根除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最重要是全社会不要官本位,不要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一个人、评价一个单位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话,去行政化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凤尾潇潇]:]:嘉宾您好,朱清时先生在深圳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您觉得这一做法怎么样?您退休之后,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想法?
【纪宝成】:朱校长应聘去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对于著名校长来讲,无疑是一种新的社会选择,可以继续发挥他在教育方面的专长。对南方科技大学,说实话我至今没有得到完整的信息,只是媒体上看过一些支离破碎的报道,我感觉是他要探索高等学校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或者说一种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探索的本身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大学校长,我在人大时,我有两条,第一条讲规律,第二条讲规矩。讲规律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些规律,要从学术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科学研究规律的角度来管理这个学校。同时也要讲规矩。规矩跟规律不完全一样,“规矩”是要符合“规律”要求,但是一个“规矩”并不往往只符合一个“规律”要求,它可能要符合多种规律的要求,比如说按照投入产出价值规规律,这个造纸厂应该建,但是按照生态规律不能建,这时就要认真考虑。有时规矩往往有惰性,当一种规矩不能适应发展时,我们就要研究它。在转型过程中,各方面体制制度都不能说完全成熟,即使成熟的东西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所以要允许探索,鼓励探索,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我想朱校长会这样做。
至于我退下来以后,是不是也去大学,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网友丛林漫步]:]:请问纪校长:北大等高校尝试校长实名推荐的方式选拔人才,您觉得这种方法是否真正有效?应如何防止推选中的腐败?
【纪宝成】:据我了解实施这种办法的就是北京大学一家,我想这是北京大学自己决定的事情。北大认为有效,认为好,它就去做。我们人民大学不打算采取这个办法。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中学校长可能会不堪重负。
[网友我为峰]:]:您去年十一月去台湾访问了,台湾一行,以您的切身感受而言,台湾的高等教育有哪些值得大陆借鉴?
【纪宝成】:我去过台湾不止一次。去年也作为大陆高校代表团团长参加了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首先我想说,大陆有大陆的长处,台湾有台湾自己的优势。我体会台湾的大学制度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国际性程度方面大陆高校比台湾差,我们要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国际性程度,首先它的教师都应该有海外进修的经历,对于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国际视野比较宽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面的差距。
二是台湾大学的法制化管理环境好象比大陆要强。比如说大学拨款、岗位设置等方面,它有比较系统的、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法规。我感觉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有差距。
三是台湾大学在经费投入方面要比大陆高校更加充裕一点,当然最近这两年大陆高校,特别是对重点大学的投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差距正在缩校
四是在科研方面,从国际上发表论文数量上来讲,台湾比较优秀的大学,论文发表数量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方面,大陆优秀大学与其差距正在缩小,有的甚至超过台湾的有一些大学。
从2008年第一次在全国人代会提出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2009年提了,2010年又提了,今年是2011年,我今年还提,这是第四次提出这样的建议案。具体来说,就是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这样几句话,“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认为他提“逐步完善政策”这一条就应当包括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
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提这件事?中共中央1980年曾经给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了一封公开信,那一个公开信最后讲了这样的话“三十年以后,将人口极度紧张的状况就会缓解,也就可以实行不同的人口政策”今年恰恰是30年以后的第一年,中央当时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30年以后极度紧张的人口状况就会大大缓解,现在就是缓解了,现在不仅仅是缓解问题,而且又产生新的问题,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逐步在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需要加以解决,我认为现在就是到了解决的时候。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国家立下巨大功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的人口的方面条件,应当说给国家贡献巨大,这点可以充分肯定的。但是有利有弊,但是逐步就积累一些矛盾,在2009年我们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五点零五,1970年是千分之二十五,现在是大幅度下降,所以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的状态,一对夫妇平均下来只有生1.7孩子,而世代更替需要2.1,才能够保证世代的更替,但是我们还要减少一些,不一定要达到2.1,1.7已经基本上维持了20年(低生育水平),所以整个人口的生育人数大幅度下降,负面影响就开始显现了,现在我们就是一年增加六七百万人,是这样的数字。
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什么?现在看来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我感觉到青年劳动力正在锐减,从2000年无开始,青年劳动力在减少,2009年开始,20岁到24岁,在一个最具活力,最能接受新生事物的劳动力开始大幅度下降,在十年内要减少一半,这意味着今后几十年,中国的青壮劳动力是逐年下降,这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没有青壮劳动力我们国家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劳动力的减少,比如现在青年的就业依然是困难,只要你仔细分析一下,现在青壮年难主要不是数量,而是结构上的矛盾。“民工荒”的出现当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原因,但是和人口减少和青年劳动力大幅度下降绝对有关系。
第二,加速了老龄化的道理,未富先老,现在60岁以上人口大概超过12%不要很长时间,就会超过30%,老龄化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觉得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需要重视的地方,而且作为家庭来讲,一对独生子女夫妇将来要抚养四个老人,甚至四个老人不止,这样带来社会和经济家庭问题会比较复杂。
第三,性别比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现在中国100:120,男性儿童比女性多了这么多,现在还是表象,后果显现期将在今后数十年显现出来,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家庭、伦理道德等各方面会产生深远影响,会带来负面的局面,不能不加以考虑。
第四,现在独生子女现在有一亿四千万,而且平均每年还在以五百万的速度增加,独生子女如此之多,独生子女的成长、教育都带来一些特殊的问题,带来一些特殊的困难,这样的家庭纠占到家庭总数三分之一,这样家庭比较脆弱,独生子女一旦发生伤残、夭折或者其他什么问题,这个家庭会成为社会很沉重的问题,不仅是感情上的问题,而且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都会产生,目前在农村里有一些困难户不少是这个类型。
总而言之,这个问题还很多,比如涉及到国防建设方面,人口问题关系到民生,也关系到国运,即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还关系到国家社会建设,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惯性,解决一个问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认为人口问题需要统筹考虑,深谋远虑,经过三十年的政策中央当年的预见恰恰情况如同当年中央预计的情况一样,我想现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调整独生子女政策。
我的基本观点是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准生三个,奖励不生育,这个奖励可以是退休时奖励,这对夫妇没有生孩子,到老龄时国家要给予奖励;再有,城乡同策,同地同策,不能说这个民族可以生两个,那个地方可以生三个;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可以不受“生三个”政策的限制。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另外,对生三胎采取更加严格严厉的措施,坚决不允许生三个。
这样做,对计划生育的要求并不是降低了,对计划生育的工作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人民日报副总编马利(左)和人民网总裁廖玒合影照片
我国教育改革涉及多方面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人民网记者]:]:据媒体报道,您说“28岁至40岁的青年劳动力10年后将骤降一半。”,是这样吗?
【纪宝成】:我当时讲的是,20-24岁青年劳动力10年后骤减一半。
[网友黄晨灏]:]:嘉宾好:问一个老问题,有消息说,我们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属于模仿性,缺乏创造力。请问嘉宾,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纪宝成】:这应当说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的学生确实存在着过去的“满堂灌”,学生都是应付考试,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说中国的学生都没有创造力,这个判断我是不同意的。应当说,中国的大学生思想是非常活跃的。不光是我们人民大学,我们很多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他们在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也不随便苟同一个观点,而且现在学生由于网络非常发达,接受知识的渠道多样化,因此他们的知识不是单一的。我不认为中国青年学生创造力比别人差。
当然反映这个问题是希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这是对的。
从中国大学生和国外学生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文化是倡导学生比较文静,强调尊重师长。像这样一些传统的要求或者习惯,和西方不完全一样,中国的文化有时也倡导比较含蓄,含蓄一点、文静一点,礼貌一点,当然这个礼貌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礼貌,并不等于这样学生没有创造力,不等于这些学生没有创新精神。对于大学生的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建设性的思维是极其重要的。倡导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生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说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努力这样做,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也是这样倡导的。有人说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是保守的,我不认可。讲求“苟日新,日日新”,这是中国创新的本质内容之一。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我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国外一些大学校长对我的意见还是很重视的,他们感觉中国的学生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当然了,也存在一些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的学生,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占主导地位。
[网友想唱就唱]:]:您觉得“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改革的瓶颈在哪?教育改革如何实现质的突破?
【纪宝成】:教育改革是一个很重大的,也是很沉重的话题。教育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说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保证和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改革等等。我现在认为可能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我认为这个改革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判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功失败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如同我们当年企业体制改革一样,最根本是政企关系改革,企业不是政府的附属物,高等学校同等不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和学校是独立的法人,我认为这个改革要到位是不容易。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财务体制,涉及到人事管理体制,涉及到教学科研管理体制等等各个方面,我认为这是核心问题。
第二,如何保障学术本位、学术自由创造这样一种环境?改革也需要多方的改革,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体制和机制,如果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做得好,我觉得教育体制的改革就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就很重要了,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
[网友回答建议第5750号]:]:改革大学招生办法和办学模式是当前教育改革的瓶颈,详见:http://elianghui.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167519&boardId=3&view=1
【纪宝成】:宽进严出的问题应当说是一种办学模式。在一部分大学已经宽进了,但是它没有“严出”,高考录取线有的学校两三百分就可以进了,这个就是“宽进”了,但是至于“严出”可能还需要评估,是不是“严出”了?但是从我们现在毕业率这么高,我想“严出”做得不够,像美国这样的大学,四年就拿到本科学位的毕业率是很低,没有那么高的,达到50%就非常了不起了。可能五年、六年,这样的大有人在。
但是中国的“宽进严出”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至少在若干年是这样的,现在很难允许一个大学生在一个大学里待五年、六年、七年、八年,而中国大学是提供住宿,国外是不提出住宿,国外是一年级提供,二年级就不提供了,需要抽签决定谁来住,谁来不住的,但是大陆目前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宽进严出”受到校舍的局限,这个改革需要配套的改革,大学生不要在学校住宿,或者最多提供四年住宿,不能毕业就自己找地方住,这个地方就需要社会提供条件,所以“宽进严出”我认为这个提法是政府的,这个模式是可以的,但是宽进并不排除一些高水平大学是严进严出,这个不排除,国外都是这样。但是有一条,你大学毕业时你必须达到我的要求,达不到要求我绝对不会给你毕业证,所以没有一定基础他也不敢来。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个愿望是好的,也许中国有一天会这样的,应当说,现在是不是存在着“宽进宽出”的问题,怎么样创造这个宽进严出的条件,而且宽进严出还有一个观念更新,不仅学校这样,家长、社会都需要观念更新,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做。
【纪宝成】:与各位网友在强国论坛交流感觉到非常愉快,网友们提出问题是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是对国家、科教兴国的关心,感谢大家和我进行交流,我也从大家的提问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向大家学习,向网友致敬,再见!
嘉宾简介
纪宝成1944年11月生于江苏扬州。1966年大学毕业于北京商学院,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等,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