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展示了9个先发国家崛起的历史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内心呼唤与智力引荐。如果说5年前人们对“大国崛起”还心抱“犹豫”。那么在5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对发展战略的逐步修缮，“和平发展”、“社会和谐”等较为平和、抚内安外的新构想，已经收获了诸多果实。人们对中国民族复兴之路少了几分踌躇、多了几分信心。如果，抛开需要面对的诸多“转型问题”，中国的确已经显示出从“增量时代”向“提质时代”过渡的特征。“幸福中国”一词的热议，就似乎吹响了时代转换的号角。
执政重心更多地向社会偏移
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表示：“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30多年以来，中国卯足了劲(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目前，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坐上了全球经济的第二把交椅。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官方和社会对于GDP的“超日赶美”并没有欢呼雀跃，反而是多了几分冷静。人们明白，人均GDP方面中国还很落后，可见，中国人并不缺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生存智慧。
但是，不管怎样，中国人“做大蛋糕”的事实已经透过各个层面慢慢展现出来。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高端技术，已然引起世人瞩目;歼-20隐形战斗机“横空出世”，打破了西方的战略控制和垄断。中国高端技术的成功，正以其独特的竞争力，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在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雄心壮志。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必然会从追求数量上的“制造大国”，向有质量保证的“创造大国”转变。
中国政府也势必在实力渐增的后盾下，增加对百姓的回馈。如果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免除农业税”、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等等方面的做法，仅仅是“单兵推进”，那么当前中国政治层面发生的变化，正在表明：延续多年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政策，正在向更加重视社会、重视民生的方向转变。其重要标志就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如今中共十七大已经过了4年。4年中，除了仍然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外，中国一些省份正在中央的支持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一些地方提出的“做大蛋糕，做好蛋糕”的比喻，形象地发出了加快转型升级的方式，而建设“幸福广东”、“幸福重庆”等等响亮的目标，进一步彰显了GDP做大后“分好蛋糕”的实质。进入新年，山西、四川、长沙等省市宣布，舍弃政绩考核GDP主义，着实令人欣幸。
从全局来看，中国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将重点审议“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从民众和代表委员的呼声来推测，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势必将告别“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意味着中国对经济总量的重视，将逐渐向其他领域转移。其中，民生和“幸福中国”将在中共执政蓝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除此以外，十七大以来，中共采取了更加重视社会建设的步骤。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执政党明确了新时期进行社会管理与服务的重要内容，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写入了“十二五规划建议”;2011年春节刚过，中共又专门开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九大常委悉数出席开班仪式，可见中共高层对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出所料，社会建设必定成为中共下一个时间段的又一个执政重心。
相比历史上长时期的“权威主义传统”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中心主义”逻辑，中国对社会的“郑重发现”以及对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加强，毋宁是执政党在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从字面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中国对社会的重视，对于“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回归，将具有巨大的制度和历史意义。
中国进入“提质时代”的工作重点
万事开头难。中国对社会发展和管理的系统勾画，是其迈入“提质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这个关键的过渡时期，务须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祛病。将历史遗留下来的“官僚病”、“腐败病”这些毒瘤切除，是增强中共的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增强国民对政府的向心力的必然要求。
二是减肥。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发育迟缓，就是犯了“大包大揽”的错误。当前，中国政府仍然存在对社会过度干预的现象。温家宝总理就多次提到，“政府管了一些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要给社会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参与公共治理。并借此实现政府职能减肥。
三是提质。政府政策的每一次变革，都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要坚持利益在各个阶层公平公正地分配，以防形成特殊阶层与权力的结合，对其他阶层形成制度性排斥。在“提质时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分布，利用税收、再分配等手段，调整阶层差距，保证底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调动社会精英的积极性，扩大中间阶层的比例，实现社会协同发展，是考验执政价值和技巧的艰巨课题。中国已在路上了!
作者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