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由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迈进的阶段。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十二五”期间国际环境总体是机遇大于风险，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良好，发展潜力巨大，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际环境：
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将持续调整，对我国总体是机遇大于挑战。
“十二五”期间，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格局将继续调整，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据有关国际机构预测，“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在3%左右，低于2000-2007年的平均增速。二是全球经济将寻求结构再平衡，发达国家将逐步转变消费模式，注重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并要求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扩大消费，减少贸易顺差。三是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新能源、节能减排、信息技术等若干重要领域将酝酿新的突破，物联网、智慧地球等新技术不断成熟，若干国家将会在这些领域形成新的战略优势。四是全球治理结构将继续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将进一步上升，G20将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平台，全球金融监管合作会进一步强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会加速。五是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将成为大势所趋，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压力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随着危机后主要国家经济结构、体制和政策调整的深入，全球产业分工、贸易格局、经济力量对比将会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总体是机遇大于挑战。首先，全球化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全球贸易和投资将会继续增长，有利于我国继续利用两个资源、两种市场，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第二，发达国家国际产业转移将继续深化，有利于我国积极承接国际先进产业和技术转移，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第三，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全面启动，也为我国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遇。第四，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调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
国内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发展风险增加，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结构变迁使得内需潜力巨大。从供给面来看，2009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61.2万亿元，资金供给潜力巨大；“十二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速有望达到0.8%，劳动力资源仍然很丰富；我国能源、电力、钢材、水泥、乙烯等主要工业基础产品的生产能力均居世界前列，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大大增强，国民经济体系比较完整，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强的优势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随着政府和企业对教育、科技投入的增多，人力资源素质持续提升，在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失的同时，人力资源等新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形成。从需求面来看，我国尚有7亿多农民，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十分可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广大居民对教育、医疗保健、文化的消费将大幅度增加，汽车、通讯器材、计算机等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结构在加快升级，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潜力仍很大，城乡居民的住房投资需求增长仍有较大空间，企业投资需求也有很大潜力，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势头不减，投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世界经济复苏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外需、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发挥。
同时，国内需求潜力虽然巨大，但潜力的充分释放还面临着一系列体制性制约；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水平、管理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可贸易的资源需求量迅速提升，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但不可贸易的土地、水、生态和环境要素约束更加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日渐突出，都是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也是“十二五”必须直面解决的重大问题。
经济发展：
增长速度会适度放缓，“调结构、促转型”将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十二五”我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受政府换届等因素的影响，“十二五”中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达到峰值。预计整个“十二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有望在7%以上，有可能达到8%甚至更高一些，但总体上会低于“十一五”期间的平均增长水平。在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将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需求结构看，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增强。“十二五”消费将持续快速增长，增速将高于同期GDP增速，也将高于“十一五”消费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出现上升。投资增速会低于“十一五”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稳中略降。进出口增速也会低于“十一五”平均水平，但会略高于GDP增速，在“十二五”后期增速可能会加快；贸易顺差将会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有一定下降。预计，“十二五”末期消费率可能提高到52%，甚至更高。
从产业结构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现代产业将会加快发展，三次产业结构会进一步优化。“十二五”期间，第一产业占比将继续下降，预计“十二五”末期占比在8%左右；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将会继续保持增长，预计“十二五”末期占比在47%左右，比金融危机前的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将会加快发展，预计“十二五”末期占比在45%左右，比金融危机前的比重有较大上升，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将低于第二产业。在制造业内部，机械设备制造业将会快速增长，原材料加工业会继续增长，采掘业增速会放缓，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轻型加工业增速则会显著放缓。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加快发展，在新型芯片制造、电动汽车等领域可能会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在某些区域会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从城乡结构看，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人口城镇化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将大大提升，城镇化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将继续提高，但提高速度会有所放缓，预计“十二五”末期会提高到52%左右。国家将加快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其上的二元福利制度的改革，使已经在城市生活工作并已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约1.2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市民，释放其内需潜力；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同时，城镇化模式也将进一步转变，城市群将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从区域结构看， 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将进一步完善。“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按照“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而且西部大开发仍将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从发展趋势看，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成本优势将得以凸显，沿海地区的产业将由于成本约束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内需导向型产业将是转移的重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沿海经济带将在经济转型中更加注重内生增长，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高我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生态文明：
两型社会建设将深入推进，节能减排降碳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我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战略，2009年11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并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对国际社会作出了庄严承诺。这一目标的落实主要集中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而“十二五”时期则是重中之重。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问题是减少能源的消费，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在同等产出情况下少消耗能源，在同等能源消耗情况下少排放温室气体，在同等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下少影响气候。在我国以煤为主的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路径是减少能源消费，即节能。因此，“十二五”期间我国节能降碳的压力仍然不减。
可以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目标不会比“十一五”的目标（下降20%）有明显下调，而且还会增加碳排放水平下降指标，估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会略高于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目标。同时，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目标也会与“十一五”相当。为完成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十二五”期间国家的监管政策会更加严格，节能环保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加快。企业间、区域之间的排放权交易、碳交易将会增加，碳金融将会加快发展，森林、绿地等碳汇资产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民生改善：
不仅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施政方向。
“十二五”期间主要民生指标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十二五”期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有望达到5000万人左右，转移农业劳动力在4000万人以上，“十二五”末非农就业比重将上升到65%以上；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有望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甚至更快，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望得到遏制。
更重要的是，中央将改善民生定位为“十二五”各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意味着地方将改变以往的GDP政绩观，以改善民生作为执政的重要方向，各级干部也将把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财政使用的主要方向，这对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