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下台并未带来埃及局势平静，游行、示威、冲突正持续向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伊朗等国扩散，科威特、吉布提、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也相继“感染”。对此，一向视中东为自己重大利益所在的美国愈加忐忑不安，忧虑其中东利益受到冲击和影响。
　　
　　美国《新闻周刊》2月14日刊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章《美国需要大战略》指出，美国中东政策缺乏连贯性，需要重新确定外交的优先次序。
　　
　　●俾斯麦的遗产
　　
　　“政治家只能等待和倾听上帝在突发事件中传来的脚步声，然后必须跳起来抓住上帝的外衣下摆，仅此而已。”伟大的普鲁士政治家奥托·范·俾斯麦一个半世纪前如是说。他统一了德意志，并以此重塑了欧洲的均势格局。俾斯麦的成功并非全是上帝提携，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了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的革命浪潮。
　　
　　近日，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爆发人民革命，这是奥巴马在其总统任期内第二次听到了这些“脚步声”，却又一次与难得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上一次民主转型的机遇出现在2009年夏季的伊朗。面对历史机遇，奥巴马的选择再清楚不过。他本应像俾斯麦那样，顺应潮流，支持年轻的革命者，使形势朝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或者，他可以袖手旁观，任由反动势力横行。在伊朗，他选择了后者，听任伊斯兰共和卫队残忍地镇压示威者。在埃及，他的表现更糟，时而劝告穆巴拉克下台，时而要求政权 “有序过渡”。
　　
　　最终结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惨败。奥巴马将自己孤立于埃及各派，既疏远了穆巴拉克的军方朋友，也没搞好与抗议青年的关系。无论谁获得最终胜利，奥巴马都是输家。此外，美国的中东政策，令其两大盟友——以色列和沙特十分不满。沙特阿拉伯对于美国未能坚决支持穆巴拉克感到惊恐，以色列人则对华盛顿的愚笨感到沮丧。
　　
　　●外交“滑铁卢”谁之过
　　
　　外交失败并非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奥巴马政府缺乏连贯的大战略，许多资深外交家对此早已忧心忡忡。总统本人无可厚非，他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国际家庭，但在总统竞选前涉及的政治领域却相当狭窄。总统不可能无所不知，分析形势是智囊人员的职责。出现当前战略真空的真正责任方不在奥巴马，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主管詹姆斯·琼斯将军。最好的国家安全顾问能够结合国际关系知识与政治权术和谋略。在此方面，亨利·基辛格运用自如，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与当时的尼克松总统一起，在一个动荡的地缘政治时代，打造了美国大战略。
　　
　　大战略的关键在于对事物区分优先次序，并巧妙地对重大问题施加压力。通过维持南越独立挽救印尼和平，是当时美国最艰难的任务，他们没能完成。但在中东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将苏联势力赶出埃及，使之成为一个可塑的盟友。他们利用共产主义阵营的分歧，主动向中国示好，助其走上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开放道路。
　　
　　●照顾外交的优先次序
　　
　　较之卡特，尼克松和福特的外交政策有许多不同，其间的差异让人明白，错误的战略思维常导致外交政策彻底失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年来，有关中东和平、遏制伊朗的战略会议不断，但其中没有一个预测到埃及将由稳定变为动荡。”未能预见穆巴拉克会遭到民众反叛，对于美国外交战略来说，这种批评已经严厉得无以复加。严密的战略思维，要求必须考虑到这一情景，并制定出相应的最佳预案。只有区分事件的先后次序，准备各种预案，才能制定连贯的外交政策。美国在埃及的拙劣外交，最终受益者是穆斯林兄弟会。它是目前埃及组织最为有序的反对派，极力主张重建伊斯兰王权，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
　　
　　大战略是选择的艺术。俾斯麦知道怎样进行选择，他明白顺应民族主义浪潮可以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主导力量，但首要问题是组织法俄联合反对成立新德意志帝国。目前，美国需要在一系列艰巨目标中作出优先选择，诸如阻止激进伊斯兰主义扩散，限制伊朗主导中东的野心，遏制中国崛起为经济对手，预防俄罗斯“重治”东欧，等等。然而，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没有区分目标的先后次序，也没有意识到其必要性。仅在演讲中一再强调“我不是小布什”，不能代替大战略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