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问题一直是管理者最为头疼的社会问题之一，北京上海“人满为患”早已不是新闻。从2011年上海统计工作会议上透露的信息显示，上海人口“出乎意料”地激增，流动人口或超900万，这还不包括在沪居住不满半年逾200万的短期流动人口。北京的情况可能更严峻，200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就达到了1972万，早早超过了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的预定目标。流动人口到底流向哪里？政府部门应着力解决人口流动问题，还是流动人口管理问题？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翼研究员和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
“失根”危机才是最要紧的
让人口流动起来，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来说都是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张翼研究员表示，流动人口是城市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新兴产业工人最重要的补充，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曹树基教授讲起了他老家江西省鄱阳县的例子。鄱阳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但曹树基表示，所谓贫困县仅仅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讲的，不能代表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当地的农民基本都在外面打工。鄱阳这个贫困县里并不是一片贫困的景象，而是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的景象，“人口流动大大拉平了地区间人们贫富的鸿沟”。
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给城市带来不少管理上的困扰，劳动力的外流也给农村社会留下不少问题。例如不少农村地区出现“空心村”、“空心房”，老人的赡养、儿童的教育都成问题。
但比起这些问题，更让人揪心的是“农民工二代”的归属问题。第一代农民工的归属是清晰的，就是“老家”，他们赚钱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回家盖房子，养育老人和小孩。“但是他们的后代的归属在哪里？”曹树基教授指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早已失去了对农村的认同，生活方式基本上已经完全城市化，然而法律身份却没有城市化，他们是一个“失根”的群体，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这一群体甚至不应该再被称为“农民工”，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没做过农民，而是一群特殊的“工人”，实际上的“无产者”。
曹树基表示，农民工二代对城市的认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不清晰，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安定的隐患，需要社会学家好好研究，管理部门认真考虑。最近的调研显示，80%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可能就是出于对“失根”的担忧。
发展县域经济容纳农民
“一些地方制造业出现所谓的‘用工荒’，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在于制造业职工工资增长过慢”，张翼研究员表示，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在欧美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有所回升，但是由于我们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技术工人和中高端人才增多，而普通制造业工人相应减少），加之企业的升级换代速度没跟上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步伐，最终导致用工荒的出现。所以，当前的用工荒，不仅仅是结构性、季节性的问题，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尤其是从总量上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数量缩减很快，而用工需求中最紧缺的恰恰是普工。
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农民就近就业。例如，重庆市就在当地火车站打出“家乡工作好，收入也不少”，“留在重庆、节约路费不受罪！”，“顾好家、看好娃，宜居重庆享安康！”的横幅吸引重庆籍农民工回乡务工；开发区的不少公司都给农民工开出了不低于2000元的薪酬，并为他们提供较为完善的居住、医疗、教育等福利保障。曹树基教授仍然引用鄱阳县为例。鄱阳县虽然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但现在他们以“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为依托，大力进行招商引资。曹树基教授说：“鄱阳县的工业园刚刚起步，但发展很快，将来势必将容纳一部分的‘农民工’”。
张翼表示，我们还要大规模地调整国家投资战略，使资源逐渐向中小城市倾斜，缩小中小城市同大城市间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使中小城市成为容纳农民的地方。因此，在人口流动的管理上，政府要用引导的方式去疏，而不是封闭的方式去堵。
城市应该敞开大门
所以，城市要敞开大门，要以市场而非管制的方式扩张其规模。曹树基教授认为，流动是人民的自由，城市化也必将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落在城市如何容纳流动人口，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动上。张翼表示，城市管理者要看到城市老龄化即将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现在的民工荒仅仅是一个信号，等再过一些时间，城市间将会出现激烈的争夺劳动力的战争。”现在一些大城市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一方面企业在急不可耐地招工，另一方面政府却在匆匆忙忙地出台封闭性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使得农民融入城市的愿望一再落空。
张翼表示，我们在进行农民市民化的时候，一定不能与他们原先的土地进行挂钩，否则会成为变相的城市土地扩张，会加剧“土地的城市化”而更加忽视“人的城市化”。同时，农民工的就业并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也较低，因此一旦发生经济波动，他们就没有退路，这很可能会在城市形成一个规模极大的“流民”阶层，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所以，从国家稳定、社会渐进发展的逻辑理路去设计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也应该是在保留农民土地权属的前提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