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所有权”和“充足的劳动报酬”
谁是财富的创造者？在这个问题上，斯密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劳动者是财富的真正的创造者。所以在他的经济自由的学说中，劳动者的经济自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所谓的经济自由就在于把劳动者、劳动和他们的生产力区分开来，这就需要把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者本身作为可以交换的商品来对待。所以他对当时英国的学徒制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赞成工人有流动和选择职业的自由。
斯密对劳动和劳动者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的重视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两个概念中。一个是“劳动所有权”的概念。“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和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种最神圣的财产。”这一概念就是他反对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限制劳动者流动和自由选择职业的各种制度与惯例的一个理论依据。另一个就是“充足的劳动报酬”的概念，认为这对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意义重大。因为“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增值，因而鼓励他们勤勉。劳动工资，是对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劳动者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资的地方的劳动者总比低工资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为此他还指责计件工资制度，因造成互相竞争而过度操劳，会损害劳动者的健康。针对那种担心工资增加会提高商品价格的忧虑，斯密指出，提高价格确实是会发生的，但是会使资本家尽力增加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势必妥当分配他们的业务，并力图把最好的机械供给他们，而分工的精密又使得从事发明的人更多，也就有更多的机械发明出来，就能有更少的劳动生产物品，其结果就不止于抵偿劳动价格的增加。
斯密的困惑
让斯密困惑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劳动者一旦被雇佣就受资本的支配，而资本家为了谋取高额的利润，总要想方设法减少工人的报酬。加之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雇主少，易团结，他们的结合至少不受法律禁止。在争议中，雇主比劳动能持久。而劳动者的结合则为法律所禁止。雇主往往结合，使工资不超过实际工资率。而且这种结合是秘密的。劳动者往往无抵抗地屈服。劳动者有时也反抗，但是，为了迅速解决，老是狂呼呐喊，有时甚至用极可怕的暴力。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个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从那些愤激地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所以工人总是得不到其全部的报酬。此外，分工带来的劳动的专门化，也会带来对个人的伤害，会毁灭“他思想的勇气……甚至会毁灭他的肉体活动”，变得“愚蠢和无知”。
这就是他在讨论政府的职能的时候之所以要把普及教育，尤其是对劳动者的子女的教育作为一项不可推卸的职责，必需便利、鼓励、甚至强制“全体人民使获得者最基本的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由。除此之外，斯密想不出什么办法。这也就是他的局限所在。而克服这种局限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比如恩格斯指出：在市场经济下，“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由讨价还价确定的，而在讨价还价中，谁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所以，工人组织起来就变得非常重要。最根本的办法是要使劳动者成为“他们自己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也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可惜现在许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说已经不屑一顾了，包括一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内心只相信新自由主义的人在内。
该为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多做点实事了
读读斯密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劳动者的充足的工资是持支持和赞赏的态度的。这就是斯密不同于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斯密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浸润下，我们的有些学者将财富仅仅看做是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创造的，一味地强调要“为富人说话”。一讲到权利就只有保障私人资本的财产权，对于“劳动所有权”则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听到要实施《劳动法》、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就急呼呼地叫唤“不要增加商品成本，降低竞争力”，“不要失去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竞争优势”，不要“劫富济贫”。有些干部尽管口头上没有放弃“尊重劳动”的口号，但是内心里想的就是要发展经济就只能“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
至于在实际工作中对劳动者权利的冷漠则相当普遍。于是，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各种举措消极应对，内心中把它仅仅视为维护稳定而需要的不得已的措施，好像对于经济的发展只会带来害处。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轻视甚是鄙视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的风气，深刻地影响着年轻一代。可见，端正财富观，让整个社会，首先是作为当权者的干部和作为教育者的知识精英，如实地把劳动看做财富的最根本的来源，是何等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