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如同住房和环保等问题一样，教育问题已成为国人无法回避而又十分沉重的话题。客观而论，我国的教育事业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其规模已先后超越俄罗斯、印度和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真正是“穷国办了大教育”。但是，如果从培养杰出人才的角度讲，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深深刺痛了无数人的心；痛定思痛，人们往往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中国缺乏世界一流大学方面。60年前，国人就有世界一流大学情结。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及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哪些特质等，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研究，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具备如下共性：一是学科体系相当齐全。二是始终重视基础学科建设，不断增强学术储备力量。三是都拥有极为浓郁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竞争氛围。四是都有过举世公认的、甚至有时改变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原创性大成果问世。五是能够持续吸引一大批世界顶尖的学者和最有才华的学生前来工作与学习。六是都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那么，我国为何始终难以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其原因肯定是相当复杂的，但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不得不提及的：
　　
　　过于强调政治论教育哲学理念。教育哲学理念往往分为两大类，一是政治论，二是认识论。前者注重功利和实用，从这一角度讲，大学应把政府和社会的需求作为其办学的着眼点与出发点；后者则注重大学精神本质，为此，大学应该始终把追求真理或事物真知，作为其最高宗旨，而不应过多苛求于满足社会的浅层需要，否则，大学必将走向平庸。大学的研究成果，可能在一二十年之内看不到应用的希望，但它所发现的真理和创造的知识却可能影响其他方方面面。因此，不能以现时的可用性来衡量科研成果的价值或作用。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大学充分的宽容和体谅，如此，大学才能出产大才和大成果。中国大学之所以如此平庸，恐怕就在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太过浓厚了。
　　
　　混淆了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界线。行政管理强调权力的科层式配置，即强调权力的纵向约束。而大学是学术性组织，其核心使命是生产、创造和传播知识，这就要求学术管理应该是松散式的，要给以学术活动充分的自主性。以行政管理方式来管理学术组织，必然使其缺乏活力并削弱其学术性。
　　
　　政府往往把大学当成附庸机构。我国政府既希望办好大学，却又对大学始终怀有强烈的戒心，因此，常常把大学作为“加强管理”的对象，并视之为政府的附庸机构，这就严重束缚了大学的自治行为。
　　
　　校内领导的选拔方式不民主，致使各院系俨然成为小社会。我国高校的一大特色就是，校内各级领导实质上都是由上级任命的。任命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院系领导垄断了人事管理权和资源分配权。由于领导基本上掌握着下属职员的命运（如他们的聘用期、岗位津贴、奖惩等），这些职员只得唯领导马首是瞻，这样的环境是根本无法出产大师和杰出人才的。
　　
　　找不到有效办法培育或激发师生的创造力。师生缺乏创造性和创新精神无疑是中国大学的一大问题，但我们始终无法找到解决途径，更无法作出比较有成效的制度安排。
　　
　　高校领导普遍缺乏经营意识，总是把目光盯着政府的腰包。如何使学校的资产不断升值，其实是衡量学校领导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我国高校领导至今对学校经营持淡漠甚至怀疑态度，反而总是抱怨政府拨款太少。世界一流大学在学校经营方面一般都十分出色，如，哈佛大学在1974年就成立了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专门负责对学校资产的经营管理工作以及社会捐赠财产的投资工作，自公司成立以来，其平均年回报率达到13.3%，2007年整个大学的财政收入中有近40%来自投资回报。同样是2007年，因课题研究需要，笔者调查了18所上海高校的经营情况，其中业绩最好的某部属高校经营收入只占全校财政收入的0.508%，最差的一所部属高校仅为0.096%。这可能就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巨大差距之一。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始终难以取得质的飞跃，甚至已逐步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可能不存在什么灵丹妙药，但以下几点似乎是可以考虑的：一是，中国教育改革，真正的功夫在身外。我国的教育改革应该标本兼治，也就是应该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协同起来，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二是，院系所及以下领导的选拔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制。限于中国国情，我国公立大学校级领导仍然可以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实行上级任命制或委任制，但院系所及其下领导必须以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这是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逐步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关键性一步。三是，国家应及时修改《教育法》和《高教法》，明确规定校内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运作范围和职责。四是，在法律高度上明确规定高校行政权力的服务性质，把现行的“领导型”行政权力规约为“服务型”。很重要的一点是，决不能赋予院系行政领导者完全的人事管理权和资源配置权，这方面权力应该主要赋予教授会或其他相关学术组织。五是，走公办私营道路。这就是在不改变学校的产权属性基础上，以国外私立大学的运作方式来经营和管理我们的公办高校，如此，改变我国高校现行的董事会角色是必然的选择。
　　
　　作者属于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