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拟在抑郁症流行的大背景下考察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抑郁症患病率为5.0%，当时全世界人口为50亿人，有2.5亿抑郁症患者；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士在一次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上指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3.4亿抑郁症患者（王希林，2000：6－7），按60亿人口计算，患病率为5.6%。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克服抑郁症的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有5%~10%的人口正在经历严重的抑郁症的折磨（WHO，2009：1），按65.8亿人口计算，全球有3.4~6.6亿抑郁症患者。产后妇女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但是其发病率，各国报道相差甚远。新加坡、马尔他、丹麦、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发病率仅为0.5%~9%，而意大利、智利、朝鲜、中国台湾地区的发病率高达34%~57%（Halbreich & Karkun，2006：97－111）。在国内，根据多位学者的跟踪调查，产后抑郁症[①]发生率为6.6%~17.9%（韩明清、王桂红，2003：480－481；郭素芳等，1993：532－535）。产后抑郁症不仅发病率高，而且后果严重，常伴有家庭暴力、自残、自杀、杀他等行为。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我国，抑郁症特别是产后抑郁症已经成为心理健康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或潜在地导致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阻碍了和谐社会的进程。

　　产后抑郁症的病因复杂，一般认为由生理、心理、社会多因素相互作用而致。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生理、心理领域，关注点也局限于如何通过药物、心理治疗手段来缓解病情（张荣莲等，1999；陆秀凤等，2006；吴红军等，2006）。现有为数不多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研究，也无一例外地从医学护理的角度出发，通过量表、实验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使用医学统计学得出结论（蔡满红，2002；徐浩岚、康奉琼，2007）。这种医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为我们了解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病因以及治疗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然而，我们仍需进一步思考，产后抑郁症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哪些危害？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我们能否以及如何为他们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产后抑郁症患者及其家人、医生的访谈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资料主要源于我们在2007年冬季至2008年春季在内蒙古D县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实地研究。在实地研究进行之前，我们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对产后抑郁症的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积累。在实地研究进行之初，我们查阅了D县X医院妇产科近10年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病例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了6名患者、8名家人、2名主治医生进行深入访谈。这6位患者均是通过治疗症状减轻或已治愈者，她们都可以与我们进行正常的交流。

　　在本文中，我们将以内蒙古D县X医院的产后抑郁症患者为个案来考察产后抑郁症的负面影响、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及其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建构一个由患者、家庭、亲戚和朋友、工作单位和医院、社区和公共部门、社会文化氛围六个层次组成的理想的支持系统模型。

　　二、产后抑郁症的负面影响

　　产后抑郁症患者持续的嗜睡、失眠、厌食等问题会造成生理功能紊乱；同时，患者还容易产生心情压抑、自暴自弃、强迫、缺乏信心等不良情绪，进而导致人际交往障碍。产后抑郁症除了给患者本人带来了巨大的身心痛苦之外，还会危及家庭、婚姻：（1）产后抑郁症患者的异常行为、敌对情绪以及病情严重时的自杀或他杀他倾向会给其家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2）家人为了给患者治病，通常要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3）有时，产后抑郁症还会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婚姻的解体。

　　（一）身体疼痛

　　分娩后，产妇体内雌激素迅速下降是产后抑郁症发生的生物学基础。同时，分娩会使产妇身体疲惫、情绪低落、内分泌失调，从而造成人体生理损害，比如，体重显著下降或增加，失眠或睡眠过度。长期的忧郁情绪还会导致人体免疫功能的低下、疾病治疗难度增大。

　　梅洁[②]（22岁；患病时间：2007/5）家居农村，和丈夫一起经营大棚蔬菜。产后梅洁心情低落，失眠严重，睡眠时伴有梦魇、盗汗等症状。在访谈时，她告诉我们，“过了半个月剖腹产的伤口都不愈合，医生说是因为我心情不好的缘故。我不能下床，烦得不得了，也睡不着觉，整夜失眠，精神都恍惚了”。计生局职员孙慧娟（34岁；患病时间：2001/8）以类似的口吻说，“生完孩子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就没睡过安稳觉，也不想吃东西，一天比一天瘦，脸色蜡黄，头发也掉得厉害。就是因为那会儿把身体糟蹋坏了，到现在气色也不好，医生说体虚”。

　　产后抑郁症导致的生理变化已经使患者的元气大伤，重症患者的危险行为带来的身体损伤更是触目惊心。常年在外打工的张佳琪（27岁；患病时间：2006/9）是意外怀孕，并不愿生育，生产后讨厌孩子，厌倦生活，曾两度自杀，但均以未遂告终。访谈时，她表情麻木地说，“我自杀了两次，一次割腕，你看这个疤就是那次落下的。另外一次，我喝农药，家人带我去洗胃，两次折腾下来我的命去了一大半”。

　　（二）心理痛苦

　　产后抑郁症患者常会喜怒无常，没有缘由的烦躁、焦虑、恐惧，伴随的外在表现为哭泣、摔东西、呆滞等。有的患者整日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往，几乎对所有事物失去了兴趣；有的患者自我评价低，觉得不会哺育小孩，自己不配做妈妈，或者生出的婴儿不符合家人期望；也有的患者对生活充满绝望、茫然，自杀的念头反复出现。

　　梅洁的自理能力不高，按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呢”。生育之后，面对社会角色的变化，梅洁无法实现心理适应，精神压力很大，“我才20出头，比你还小，却要哄孩子、喂奶。我吓得作噩梦，心里烦，就想哭、想摔东西，有时还想把孩子摔喽。我想尖叫，叫不出来，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招待所职工陈燕妮（41岁；患病时间：1998/3）因为第二胎生的又是女孩儿，受到公婆和丈夫的排斥，产后无人照看，这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最开始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不哭、不笑、不说话。后来，丈夫和我打架，我精神就崩溃了，大冷天的穿着睡衣就跑出去了，又哭又喊，刺激太大，全身都抽搐了。到现在快10年了，说起这事来心还是往下沉，哭不出来，空落落的”。

　　产后抑郁症打乱了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方式。看到患者承受心理和生理的双层痛苦，家人也倍受心理煎熬。面对患者的敏感和敌对情绪，家人感到心力憔悴。有时家人还会因为承受不了突然的精神压力而病倒。

　　梅大妈（梅洁的母亲）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每次去医院开药，医生都叮嘱不能受刺激，不能过于劳累。然而，看着生病的女儿，做母亲的既不可能心态平稳，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在照顾梅洁的过程中，梅大妈也先后病倒了两次。访谈时，梅大妈哀声叹气地说道，“小洁是家里的老小，一家子最疼的就是她，她得病后，我看着难受，也跟着哭，她一发脾气，我就心里哆嗦。她睡不着，我就成宿的守着。我被她这么一折腾呀，差点见了阎王”。张佳琪的母亲也向我们抱怨，“我知道她自杀的事，脑袋轰得一声，高血压也跟着犯了。后来，两家人轮流看着她，就怕她再自杀。上辈子欠她的，生这么个冤家，又花钱又受罪的徒啥，怎么就这么想不开”。

　　（三）经济压力
　
　　目前，治疗产后抑郁症最常用的方法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双管齐下。然而，进口药物一般在100-300元/盒，国产药物一盒也要几十元；一般医院的心理门诊部收费是50-200元/小时，自发组织的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的收费从每小时100元至1000元不等。D县解放后一直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002年又被国家和自治区列为新一轮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目前，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是5299元，农民人均年收入是2051元。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因治疗产后抑郁症而致贫、返贫并非罕事。

　　杨晓云（28岁；患病时间：2005/9）和丈夫都是初中教师，二人合计每月有二千多元的收入，另外还有医疗保险。然而，谈起治疗费用，杨晓云的丈夫依然是连连叹气，“她虽然有医保，但治这种病的药都挺贵的，也就勉强负担得起，做心理治疗就掏不起钱了。这是个小县城，要做心理治疗得去北京，治疗花钱不说，来回路费也得好几百，后来，父母帮着掏了一部分钱”。相较杨晓云而言，张佳琪的境遇要惨淡得多。张佳琪家居农村，近几年来，一直和丈夫在北京打工，但因为文化水平低，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几年下来，也没有什么积蓄。产后抑郁症使其两次自杀未遂，面对严重病情，医生建议做心理治疗。然而，昂贵的花销使一家人望而却步，张佳琪的母亲说道，“他们夫妻俩在外地打工，好不容易攒点钱，全用在这上面了。我和她婆家都是农村的，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自己家没有就向亲戚借。到现在借亲戚的钱还没还上呢。东拼西凑的也不过是能付了药钱，心理医生咱看不起”。

　　（四）人际交往障碍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际交往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良情绪和畸形心态降低了产后抑郁症患者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影响了她们的社会化和自我实现。更为糟糕的是，退化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不良情绪又形成了一个恶性互动的过程。患者越孤立自己，越会加剧自卑、敏感等情绪，也就越痛苦。

　　马凤英（33岁；患病时间：2004/6）是邮局的临时工，因为过度担心生孩子会使她失去原本就没有保障的工作而患上产后抑郁症。生产后烦躁，不能入睡，不停地做事，不停地说“要工作，不能被开除”。马凤英的担心曾经使她其以过激的行为面对同事的探望，“孩子出生后，单位同事来看我，同时让我把工作交待给她，我当时就急了，对她又嚷又骂，把她撵了出去。病好了之后，我向同事道歉，虽然人家原谅了我，可我觉得心里过意不去，而且觉得特丢人，抬不起头来”。陈燕妮和杨晓云在人际交往障碍上的一个共同表现是自闭，她们都认为自己被他人看不起，被嘲笑，这种认知使她们羞于见人，将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陈燕妮告诉我们，“得了抑郁症，还和丈夫离了婚，这让我抬不起头来，总觉得周围的人笑话我。朋友安慰我，可我觉得人家话里有话的在嘲笑我。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躲着不见人，朋友也都不敢来了”。杨晓云也说， “产后4个月我开始上班，但根本没心情讲课，学校没办法就让我继续休息。我这人好面子，觉得自己神经兮兮的被别人看不起，不配为人师表。学生、同事来看我，我都避而不见”。

　　（五）家庭关系紧张

尽管家庭成员知道，一个人在得了产后抑郁症后很容易出现心情压抑、情感淡漠、敌对情绪等，但许多时候还是难以理解和忍受。在患者本人不对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加以控制的情况下，家庭关系的紧张在所难免。这种紧张的关系不仅带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心灵的创伤，也不利于疾病的治疗。

　　得知张佳琪自杀的消息后，爱女心切的父亲认定是婆家照顾不周。在女儿养病期间，父亲和婆家共发生了三次大的争吵，其中有一次双方还差点打起来。时至今日，两家关系还颇为紧张，张佳琪的母亲在访谈时回忆道，“她爸脾气燥，一看孩子这样，就急了。她公婆也是个不吃亏的，那阵子真是鸡飞狗跳。我身体不好，懒得理那么多，一心只想让丫头好起来。……说起照顾她，我就恨得牙根痒痒，你怎么劝她，她就是不吭声，你又不能打不能骂”。杨晓云家夫妻二人关系和睦，然而，谈起妻子患病期间不时的“无理取闹”，杨晓云的丈夫苦笑着说：“当然有忍不住的时候，有两次就吵起来了。有时上完班，不想回家，找朋友喝酒，那时候觉得还是单身好，（有）老婆孩子太闹腾”。
　
　　三、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

　　国外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家庭和社会能够为孕产妇提供必备的情感和物质支持，那么，妇女应对分娩、婴儿哺育等产褥期应激的能力就会增强（Chaaya，Campbell & Kak，2002）。另一项研究也表明，社会支持可以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社会支持不足是产后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原因（Beck，2001）。国内的两项对比研究也证实，产后抑郁症妇女获得的社会支持通常少于比一般妇女（蔡满红，2002；张红梅等，2007）。既然学者如此强调社会支持对防治产后抑郁症的重要性，我们禁不住要思考，在现实生活中，D县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又如何呢？换言之，配偶、父母、工作单位和医务人员这些“重要他人”是否向她们提供了足够的支持？这里，我们试图通过访谈资料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来自配偶的支持

　　配偶支持的缺乏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成正比，而且是导致产后抑郁症发生的首要因素（Brome & Cornely，1984；O’Hara，1986；Dimitrovsky， Perez-Hirschberg & Itskowitz，1987；Robinson，Olmsted & Garner，1988）。生育后的女性对配偶的依赖程度会加深，更希望配偶陪同于身边，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予自己呵护，产后抑郁症患者在这方面会更加敏感。

　　陈燕妮的前夫一心想要个儿子，陈燕妮生了第一个女儿之后，夫妻间的感情就冷淡了许多。怀第二胎时，丈夫的态度好转，然而生育后，丈夫发现又是女孩，对陈燕妮的态度急转直下，“他怪我生不了男孩，赌气不理我，也不回家，天天在外面喝酒，我刚生完孩子，他就跟我打架。公婆对我不好，我可以不在乎，可他这么对我，我受不了。他这样对我，我才得了病，后来要不是我爸妈把我接回家，我就得疯了”。张佳琪的丈夫在其生产前一直在外做建筑工，她生产后不久，丈夫为赚钱又返回了工地，“孩子刚生下来，他就回北京了，虽然有父母和婆婆她们照顾，但心里还是空落落的，觉得没依靠。孩子病了，我打电话给他，可说了没两句，有人叫他，他就给挂了。要是他在我旁边，可能我不会自杀的”。

　　（二）来自双方父母的支持

　　当人们感到压力和焦虑时，更希望得到无条件的关怀和真心帮助，而父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在“坐月子”期间产妇更愿意得到自己父母的帮助（Heh， Coombes & Bartlett，2004）。但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产褥期内照顾产妇的多为婆婆。如果婆媳关系良好，会增强产妇应对分娩、婴儿哺育等产褥期应激的能力，从而有效地防治产后抑郁症；相反，如果产褥期内婆媳关系紧张，则很容易使产妇的精神和情绪受到刺激，诱发产后抑郁症。

　　陈燕妮的公婆一心盼望抱孙子，看到她二胎又生了女儿，就完全不管她了。“他们（公婆）没什么好说的，见生的是女孩就再也没露面，一袋红糖、一颗鸡蛋都没给过我，孩子更是跟他们没关系，都没正眼瞧过一下。我生病全凭爸妈照顾。这个世界上能自始至终对我好的也就父母了”。孙惠娟高中毕业后，在盟卫校学习护理，但中途退学，之后也一直没能找到工作。公婆对她不甚满意，曾在结婚问题上极力干涉。孙惠娟生育后，和婆婆的关系更加恶化，“我公公和婆婆都看不上我，嫌我学历低，没工作，我坐月子的时候，还在我面前不停地夸其他的儿媳妇。我妈过来照顾我，她也从旁边指手画脚。俩嫂子挤兑我，她当没看见，闹得我天天怄气。我生病后，她还说是因为我学历低，见识少，才会这么想不开。

　　（三）来自工作单位的支持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有很多针对产期的女职工保护问题的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0天的产假；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八条，女职工产假为九十天，其中产前休假十五天。难产的，增加产假十五天，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十五天（关怀，2008：244）。这些产假政策的出台让女性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生育对工作的影响依然是怀孕女性担心的主题之一。对该问题过度担心诱发产后抑郁症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如何使怀孕女性不再有此后顾之忧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马凤英患产后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失业。作为邮局的临时工，她无权享受国家的产假政策。换句话说，对于马凤英而言，生育很有可能导致其失业，“怀孕后一直担心被单位解聘，所以工作到临产。单位让我移交工作，我不肯，害怕移交后自己再也进不去了。因为这个，我得了抑郁症，后来单位领导来看我，保证我好了之后还能回去工作，我的心才放了下来”。作为一名国家编制内的教师，杨晓云不会因为生育而失业，但回忆起生育给事业发展带来的阻碍时，争强好胜的她仍愤愤不平，“现在初中老师竞争压力特大，我教的又是毕业班。本来不打算要孩子，可家里老人不干。结果，奖金没了，评职称也没评上。请产假时校长还冲我说‘怀孕怀的真不是时候’。我心里不是滋味，凭什么女人得生孩子”。

　　（四）来自医护人员的支持

　　医护人员的交流、情感表达和检查手段，都会对产妇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作用。因此，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使其以亲切、温和的态度对待产妇，为产妇提供科学的指导，保持产妇的良好的情绪，让产妇心情愉悦、有安全感，也是避免产后抑郁症发生的一个重要措施。

　　梅洁住院期间和护士的关系一直不好，争吵发生过三次。这虽然与梅洁产后情绪不稳定有关，但也反映出医院护士素质参差，对待病人不够亲和。“医院的护士态度有好有差，有一次我伤口疼，家人去叫护士，过了半天才来，看了看说没事就走了，背后还说我整天又哭又闹，事儿多的不得了。我急了，和那个护士吵了一架，要是护士都像她那样，产妇都得抑郁”。相比而言，医护人员对杨晓云的支持则对她病情的恢复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我生产时找的是熟悉的医生，医生也跟护士打了招呼，让照顾着点。小地方就这点儿好，熟人多，好说话。得病后，医生和护士都劝我，给我做了好多工作，我家人有什么不懂得，她们回答也挺耐心的”。

　　四、现有社会支持的局限性

　　前面的考察表明，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不管是先赋性支持（配偶和父母的支持），还是在自致性支持（工作单位和医务人员的支持），都存在一些局限性。更明确地说，产后抑郁症患者未能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患者及其家人对产后抑郁症认识的不足，医疗机构的预防工作不到位，现有的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而且各种支持力量各行其是，没有形成一个协作体系。

　　（一）患者及其家人的认知不足

　　作为产后抑郁症社会支持的对象和自我支持的主体，患者对产后抑郁症和社会支持的认知是产后抑郁症的防治基础。作为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的首要来源，家人对产后抑郁症的知晓程度对于产后抑郁症的防治影响度最大。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内蒙古D县的产后抑郁症患者对产后抑郁症和社会支持的认知情况、家人对产后抑郁症的知晓程度均不容乐观。

　　本次调查发现，在被妇产科医生明确告知患上产后抑郁症前，在6位产妇中，4位对产后抑郁症一无所知；2位知道产后抑郁症这个名称，但既不了解发病的原因，也不知道该病对自身和儿童的影响。2位认为，产后出现郁闷、情绪低落、烦躁、焦虑等精神问题时，应找医生咨询；4位认为，这不是病，不用找医生咨询，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是照顾新生儿的结果。当妇产科医生建议患者找心理医生进行心理治疗或者咨询精神科医生并适当用药时，只有1位认为有必要。在8位产后抑郁症患者的家人中，6位在患者发病前对产后抑郁症一无所知，另外2位虽听说过，但知之甚少。

　　社会支持不仅包括个人拥有的危机时刻可以发挥援助功能的社会关系，还包括个人对自己与他人联系的认知，即个人主观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怀、鼓励和认同。然而，在访谈过程中，6名产后抑郁症患者对社会支持的认知通常仅局限于生活中的重要他人（配偶、双方父母、朋友、其他亲属）。在我们的引导下，她们才将支持系统扩展到了工作单位和医护人员。

　　（二）医疗机构的预防工作不到位

　　做好预防工作，抑制产后抑郁症的发病因素，是降低产后抑郁症发生率、避免产妇及其家人痛苦的有效机制。在预防工作上，医疗机构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便利。医疗机构的预防工作可以在怀孕期间、生产时和生产后三个阶段进行：在孕检时，医务人员可以向孕妇及家属宣传和讲解相关知识，使她们预先做好防范工作；在生产时，医护人员可以给予产妇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尽量减轻她们的心理负担；在产后，医疗人员可以定期进行产妇精神问题的症状评定，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她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

　　然而，我们在本次调查中了解到，在怀孕期间、生产时和生产后，内蒙古D县妇产科的医护人员几乎没有宣传过产后抑郁症的相关知识，也没有对产妇进行过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她们普遍认为，她们的工作只是保障孕妇身体健康、生产顺利和母子平安，产妇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是她们的主要关注。我们的调查表明，内蒙古D县X医院没有就产后抑郁症的预防问题向孕产妇及其家人提供过任何形式的宣传材料，医疗机构在产后抑郁症的预防方面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三）社会支持来源单调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内蒙古D县的产后抑郁症患者主观上认识到的社会支持仅局限于重要他人（配偶和父母）。无论是患者主观感受还是客观事实都证明，工作单位和医护机构这两个组织对防治产后抑郁症的支持力度不足。同时，社区支持缺失；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倾向于把产后抑郁症归为“精神病”，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患者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

　　五、建构和完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研究是我国社会学界近年来十分关注的一个领域。我们在检索国内有关研究文献时发现，“社会支持”这个术语已经被学者运用到了各种不同的群体，包括大学生（彭军，2008）、戒毒者（周冶、黄辛隐，2008）、农民工（李培林，1996；李良进、风笑天，2003；李立文、余冲，2008）、下岗工人（张艳霞，2001）、特殊困难儿童（孙莹，2004）、老年妇女（郅玉玲，2006）、未成年人（李湘黔，2006）、艾滋病患者（李霞等，2007）、单亲母亲（何兰萍、张再生，2007）、农村孤寡老人（邵开封，2008）。这些实证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社会支持的理论，还从不同角度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运用的可行性进行了检验。

　　在阅读有关社会支持的文献时，尤·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布朗芬布伦纳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生态心理学家，他在1979年出版了《人类发展生态学》（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论证了环境和个体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概括地说，人类发展生态学是研究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相互适应过程的一门学科，其基本观点是，有机体与其所处的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受各种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环境赖以存在的更大环境的影响。在布朗芬布伦纳那里，“生态”是指个体正在经历的或者与个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环境；而“环境”则是指个体能体验到的、对人发展产生影响或受人发展影响的“事件或条件”，它比普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所指的环境更为广阔，不仅涉及了环境的实体特征，还包括个体对这些特征的主观感受。更为重要的是，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环境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既具有中心、又向四处扩散的网络（参见原晋霞，2005，18－22）。

　　虽然布朗芬布伦纳建立该理论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儿童的发展，但受该理论的启发，我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该系统由家庭、亲戚和朋友、工作单位和医院、社区以及社会文化氛围几个层面构成（见图1）。其中，家庭是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中的核心层，该层面的支持力度对于产后抑郁症的防治影响度最大。此后，逐级扩大到其他的亲戚和朋友、工作单位和医院、社区、社会文化氛围。这里必须指出，这些层面并不是各司其职、互不相干；在一个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各个层面要相互配合，形成互通的网络关系。

　　社会文化氛围

　　社区

　　工作单位和医院

　　亲戚和朋友

　　家庭
　　
　　产后抑郁症患者

　　（一）家庭

　　家庭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由社会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2003：26）。在急剧变化的当今社会，虽然乡村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血缘、地缘、亲缘等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性都出现了显著性降低，但家庭（主要是配偶和双方父母）依然是产后抑郁症患者经济和精神支持的主要力量。然而，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产后抑郁症患者的家人对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支持力度不足。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警惕产后抑郁症，做到未雨绸缪。在孕产妇怀孕期间和生产前后，家人要通过阅读书籍、咨询专业人士等方式积极充实相关知识，了解孕产妇的生理反应和心理变化，为孕产妇构建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同时，家人还要转变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减轻孕产妇的压力。第二，配合治疗，做好家庭护理工作。有些时候，面对产后抑郁症，患者及其家人可能会产生自卑心理，连亲朋都不愿告知。另外，北方小城镇“熟人社会”的特点也使得她们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去就医，由此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为此，我们建议产后抑郁症患者的家人应该主动寻求医生的帮助，积极配合患者的治疗，做好家庭护理工作。

　　（二）亲戚和朋友

　　亲戚在此主要是指核心家庭以外的所有亲属，他们构成了产后抑郁症的重要社会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关系决定人们互动的态度和待遇。关系越靠近家族血缘关系——“己”的关系，就越容易被接纳，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越容易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性，为此，亲戚成为了个体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卜长莉，2005：79－80），组成了个体的核心支持力量。这些核心支持力量的成员为产后抑郁症患者提供了最具有效力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

　　在实际生活中，个人不仅存在由亲属关系构成的核心支持力量，还包括由关系密切的朋友组成的次级的支持力量。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原有的核心支持力量正在逐渐失去活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阶层化、契约化和市场化，血缘、亲缘关系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少，核心支持力量对个体提供支持的效能越来越脆弱（祝平燕，2006：197），次级的支持力量的功能更加凸显。朋友因为关系持久、背景相似、兴趣相投，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情感支持。就产后抑郁症患者而言，当来自亲人的支持不足以排解她们的心理压力时，朋友就会成为最现实而且最容易获取的支持力量。

　　（三）工作单位和医院

　　就大多数职业女性来说，生儿育女和事业成功往往是一种两难的选择。生育行为即使不会导致工作机会的丧失，也会影响业绩、影响晋升。许多产妇之所以会患有产后抑郁症，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得不到排遣。为此，我们建议，工作单位在遵循国家的产假政策之外，应该对怀孕、生产的女性职工实行更人性化的管理，例如，实施 “弹性工作制”。女性职员从怀孕到婴儿断乳之前，在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或固定的工作时间长度的前提下，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具体时间安排，以代替统一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的制度。

　　怀孕、生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孕产妇的产前检查、生产和产后护理都要在医院度过。如果医院在这三个阶段能够有意识的对产后抑郁症的发病因素进行预防则会减少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首先，产前进行咨询和教育。产前门诊应了解孕妇自然情况，有无精神病家族史、抑郁、焦虑及与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广泛宣传有关妊娠、胎儿宫内生长发育等知识，从而使孕妇了解妊娠过程中的正常生理现象，减轻其紧张和恐惧心理（郭素芳，1999：430－433）。其次，产时心理支持。临床实践证明，改善产科住院环境，提高服务质量有利于减轻产妇心理压力。医护人员要主动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用亲切、友善的语言指导产妇，使其处于良好的身心适应状态（黄在菊，2000：141－143）。最后，产后心理疏导。医护人员应及时向产妇传授育婴知识，指导如何进行母乳喂养、母婴互动情感交流，使产妇顺利实现角色转换，并指导产妇及家属正确护理新生儿（何明娇，2002：87－89）。

　　（四）社区

　　社区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其独特性在于能够强化社区内各类人群之间的联系，提供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社区支持在传播产后抑郁症防治知识、评估危险行为、倡导政策改变、减少产后抑郁症的负面社会影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支持不仅能有效解决产后抑郁症患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高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还能够动员社会力量，预防和协助治疗产后抑郁症。

　　在我们看来，要想形成产后抑郁症患者社区支持的局面，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其一，实施社区动员，培养社区居民守望相助的理念。社区动员是把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社会目标转化成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社区行动的过程（张安玉，1999，94）。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建议通过社区动员促进社区成员了解产后抑郁症，关注产后抑郁症患者，给产后抑郁症患者提供帮助和支持。其二，加强社区能力建设。社区能力是指社区为产后抑郁症患者提供服务和支持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它包括社区资源和社区社会工作技能两方面内容（向德平、陈琦，2004：143）。社区能力建设是保证社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充足的社区资源，社区就不能为产后抑郁症患者提供全面、持久、完善的支持。其三，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服务有助于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感以及互助能力（周沛，2002：17）。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对于提高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助于为产后抑郁症患者提供必需的生活服务和治疗服务，又有助于为产后抑郁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精神支持或心理辅导。

　　（五）社会文化氛围

　　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坐月子”、“重男轻女”，都对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杨建州、文师吾，2007）。大量的媒体报道也进一步证实了学者的观点。据《大公报》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护理学系助理教授梁淑琴最近完成了迄今首个探讨‘坐月’压力的研究。在她看来，传统‘坐月’有很多禁忌，如期间不得外出、不可沾水、不可吹风，甚至有个别例子是产妇必须在清晨五时吃补品，这些老规矩要求现代女性去依从是十分困难的，她们处在新旧观念之间，又要顾及家中对她们呵护备至的长辈的感受，这无疑令她们感到压力”（匿名，2005）。

　　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对产后抑郁症知识普及不到位，一些人对产后抑郁症存在错误的“心理定位”：一提到产后抑郁症患者，这些人就给她们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用另类的眼光看待她们。产后抑郁症患者本身就是特别敏感和脆弱的，社会上存在的偏见和歧视给她们的身心带来了更多的创伤。美国歌手“小甜甜”布兰妮可谓家喻户晓，2007年布兰妮被爆出众多离经叛道的行为举止，医生证明是因为患了产后抑郁症，但无论是媒体还是一般歌迷仍然毫无隐晦地称其为精神病（匿名，2007）。铺天盖地的“精神病标签”纵然是布兰妮都茫然无措，更何况普通的产妇呢？

　　上述事实提醒我们，要想为产后抑郁症患者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必要的。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文化氛围的整体提升，做到社会的各方消除偏见，积极配合，互相协调，创造一个开放、进取、兼容性强的社会文化氛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引导产后抑郁症患者树立起新型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个人自助并进的多元支持观，加强对产后抑郁症患者自身的文化建设，以便能够正确地应对病痛，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六、结  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北方一个小城镇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为此，我们在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下，对产后抑郁症患者及其家人、医生作了较为深入的访谈，并结合文献与统计资料，对产后抑郁症的负面影响、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局限性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我们建构了一个理想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模型”，并围绕着这一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本研究引入了社会支持理论，整合了理论、实务和经验研究，用理论视角指引实际调查，从而使研究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实践的证明，从而弥补产后抑郁症研究“重定量、轻定性”的不足。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支持系统模型，不仅能直接为当地产后抑郁症防治提供理论指导，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社会支持系统模式。然而，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限制，我们访谈的样本数量较少，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统计调查。因此，本研究只能说明目前产后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中比较突出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我们不能用它来推论总体。

　　最后，我们还想强调，产后抑郁症的防治不仅是个人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想有效地防治产后抑郁症，家庭、亲朋、医院和工作单位、社区、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力量要必须多管齐下，从而形成共同防治产后抑郁症的良性环境。与此同时，产后抑郁症患者自身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产后抑郁症患者既是社会支持的对象，又是自我支持的主体，要使整个支持系统的作用达到最优，她们必须转变观念，调整心态，以健康的身心和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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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是由Pitt于1968年首次提出的，当时指产褥期内发生的不伴有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病程较产后沮丧(postpartum blues)长，但严重程度不及产后精神病(postpartum psychosis)；现在通常指产后6周内第1次发病（既往无精神障碍史），以情感（心境）持续低落为基本特征的一组精神障碍，可伴有思维和行动的改变及躯体症状（曹泽毅，2004：1280）

[②]为保护被访者的隐私，本文中的人名和称谓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