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众多的经济史之谜中，最为重要也最令人着迷的是起始于16世纪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扩大的“大分化” （Great Divergence）。尽管20世纪70至80年代苏联出现了停滞趋势并在随后的90年代再次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但苏联在20世纪30—60年代成为了第一个成功实现赶超式发展并缩短与西方差距的非西方国家；之后的20世纪50至80年代，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成功地赶上了西方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近几十年来，东南亚和中国正在经历着类似的赶超进程；它们与印度以及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明，我们已经触及了“大分化”的关键转折点。从现在开始，世界将逐步进入全球性差距收敛的“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阶段。本文意在为“大分化”与“大融合”提供一个非技术层面的解释，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不同的解说。

　　西方国家通过废除传统制度走出了人口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尽管伴随这一进程出现了收入不平等扩大乃至预期寿命缩短，但却通过牺牲消费实现了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再分配。但这一模式应用到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以及前苏联之时，导致的是传统制度的破坏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恶化了其赶超式发展的起始条件。而东亚、印度和中东与北非等受殖民主义影响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设法保留了传统制度体系，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良好起始条件；缓慢的技术进步最终使这些国家找到了一条更少痛苦地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道路，收入增长实现了投资在GDP中份额的提高，同时又避免了收入不平等大幅度提高和预期寿命缩短。

　　中国惊人的长期发展绩效根植于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文明传奇般几无损伤的承继。一种观点认为，继承传统制度比以所谓先进的外来制度代替传统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东亚、印度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支撑着这种认识。作为对西化失败的反应，1949年中国与1917年的俄罗斯一样重建了整体主义（collectivist）制度体系；而与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不同，中国在1979— 2008年期间保留了遵从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这一“亚洲价值观”的制度体系。但自1985年开始迅速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是中国整体主义制度体系削弱的信号 ——这是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威胁。

　　西方国家何以致富：文献回顾

　　公元1500年之前，所有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同——以1985年价格水平估算大约为500美元。而1900年时，现在称之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已增至6∶1；到2000年，二者之间的总体差距仍然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之上。尽管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下半叶成功地加入了“富国俱乐部”，东南亚、中国以及最近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大幅度缩小了与富裕国家的差距；但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东欧和前苏联等其他地区的国家，或者被甩落在后，或者未能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富有？关于这一经济史上有关国民财富本质与原因的最古老、最重要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至少有两种解读模式：一种强调历史进步的演化性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另一种则主要关注事件的偶然性和运气的作用，将发展的成败归因于地理条件或历史机遇。

　　依照第一种解读，D·兰德斯（David Landes）、J·莫基尔（Joel Mokyr）等现代进化论者认为，西方国家在1500—1900年期间通过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许多相互关联的社会变革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废除农奴制与保障人权、宗教改革与新教伦理、英国大宪章的颁布以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开放交流和技术革新，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并推动了快速的经济增长。R·索洛（Robert M.Solow）指出：“得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史学家支持的普遍观点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至少是有特别推动意义的。最重要的是法治、对产权的保护、相对自由的市场以及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它们减少了储蓄、投资、创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强化的激励促使有能力的人们从暴力与祈祷中抽身转而投入经济活动。当这些条件史无前例地同时具备之时，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是最迅速最完全地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

　　而J·戴蒙（Jared Diamond）、K·波梅兰茨（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Wong，Roy Bin）等另一派学者则质疑这种社会力量引发的进化逻辑。这一学派特别重视那些看似无足轻重、非常偶然的幸运或不幸的历史事件，认为这些历史事件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的发展命运。1997年戴蒙曾经提出，相比于缺少可驯化野生动物资源的前哥伦布时代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给予了欧亚大陆巨大的优势。或许对发展起源的比较可追溯至欧亚大陆的气候和环境条件，这样的条件使其获得了更高的农业生产率以支撑高密度的人口数量这一技术创新扩散与快速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条件。

　　R·芬迪（Ronald Findlay）和K·奥鲁尔科（Kevin H.O’Rourke）认为，英国海军对工业革命的积极作用不亚于17至18世纪的技术发明，英国纺织品新市场的开辟为技术发明转化为创新提供了机会，这一机会反过来又使其帝国疆土的扩张成为可能。但他们却没有解释为什么罗马、拜占庭、唐宋时期的中国、蒙古以及哈里发王国这些更早的著名帝国没有实现类似的突破性进展。

　　波梅兰茨提出，即使在18世纪，中国支撑技术创新与大规模资本积累的技术与社会结构也不逊于欧洲；中国没有像欧洲一样成功很大程度上纯属偶然。中国曾与欧洲一样缺乏大量的煤炭矿藏，二者的铁矿石存量相当，也都没有向外迁徙的移民。在15世纪初郑和这个比哥伦布更早的最优秀的旅行家发现马达加斯加、非洲角和沙特阿拉伯后，明朝皇帝下令禁止制造大型船只，随后中国经历了四个世纪的自我封闭。波梅兰茨的观点是，欧洲大量的向外移民在由“马尔萨斯增长”向现代增长转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增长率下降的人口转型尚未发生，19世纪技术进步加速肇始之时欧洲较高的人口增长还在继续提高—— 1820—1870年期间年增长速度为0.6%。而大规模迁往北美的移民缓解了资源与土地稀缺的压力，避免了报酬递减。

　　与这一思路类似，土地稀缺被认为是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因素。华裔学者文贯中（Wen，Guanzhong James）指出：“尽管中国宋朝在人口达到峰值时向外来游牧部落割让了大量耕地，但那时的中国有着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更为繁荣的商业和国际贸易，并出现了大规模的技术发明和制度创新。但是，宋代之后显著改善了人口—土地比率的中国却发现自己被深深诱致到农业陷阱之中，造成了城市化下降、对外贸易萎缩、劳动分工退化和技术停滞的局面。”（见图1）

　　而这种理论应用于国际比较则会面临诸多困境——欧洲人均耕地并不稀缺，更不用说澳大利亚和北美（见图2）；但其城市化水平至少在几百年前就超过了日本、中国和印度。

　　还有若干解释集中于人口问题。G·克拉克（Gregory Clark）提出，中世纪英国家庭养育能力差异十分突出，富有家庭的子女生存率更高；因而受到良好教育的阶层得以更快地在社会上传播他们的知识；P·图尔钦（Peter Turchin）还曾提出了一个基于精英人口攀升以及过度膨胀的帝国兴衰模型。

　　一些研究者还坚持认为，地理位置不仅是间接地、而且也直接地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J·萨克斯（Jeffrey D.Sachs）与A·沃纳（Andrew M.Warner）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资源富饶在高估实际汇率导致的“荷兰病”①以及其对制度质量的腐败冲击机制下，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负面作用。“资源富饶的国家易于成为高物价的经济体；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失去了出口导向增长的机会。”

　　萨克斯、M·法耶（Michael L.Faye）、J·麦克阿瑟（John W.McArthur）、T·斯诺（Thomas Snow）等人将经济绩效不同归因于内陆国家的入海通道、运输成本、气候以及疾病等地理位置带来的直接影响。在与D·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J·约翰逊（James A. Robinson）和J·罗宾逊（James Robinson）争论中，萨克斯提出，1820年左右英国士兵在世界各地的死亡率与人均GNP水平高度相关，这一事实恰好是疟疾对经济长期发展直接致命阻碍的表现。

　　萨克斯认为，过去的20年之中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制度、政策和地理位置都相当有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东亚沿海地区——中国沿海省份和几乎整个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第二，地理位置相对较好，但由于历史原因治理和制度体系较差的国家，如地理上毗邻西欧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并未从中获益的中欧国家；第三，地理位置不佳的贫困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中亚、安第斯山脉大部分地区和中美洲高地地区，这些地区的国家近来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失败，收入水平起点低、人口数量少、国内市场容量小、远离海岸线，并且背负着疾病，特别是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沉重负担。萨克斯强调，最后一类国家“由于无力满足吸引私人资本流入必需的市场条件，已经完全陷入贫困之中”。

　　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

　　对于西方国家何以走上致富的道路，传统的观点强调其在起点上终结传统整体主义制度的意义。这种观点假设这样的终结释放了个体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刺激了技术进步。

　　并非因为这种解释不够完美我们才需要一种新的解释，而是因为这种传统的解释有其局限。如A·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质疑的：“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制度体系、语言、地理、畜牧技术等庞杂的变量怎么会不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为什么这种（前工业化经济）模式被突然打断变形使至少稳定了上万年的经济增长率在一个世纪内突变为两个数量级？”值得深思的是，如果传统体制瓦解能够引发如此之快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更早之前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希腊、罗马、拜占庭或中国？更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古希腊拥有个人与思想传播的自由以及企业家精神，却没有成就他们自己的工业革命并从中摆脱“马尔萨斯增长陷阱”？

　　导致“马尔萨斯增长陷阱”的原因是从低收入人口中汲取储蓄能力不足。储蓄与投资的不足无法提高资本—劳动比率，因为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率致使所有投资都用于为新增人口创造工作岗位，资本—劳动比率提升再无空间。此外，人口增长率取决于人均产出的生产率；所以当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时，人口增长率就会增加，从而将技术进步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全部侵蚀。

　　在向现代工业增长转变前的马尔萨斯增长社会中，任何原因形成的生产率与人均GDP的增长都会被不断提高的人口增长率迅速吸收，人均收入必然随之下降。由于不同国家的生产率大致相同，竞争则在人口数量上展开——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其境内人口数量以及战争时期可以动员的士兵数量。就如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那样，技术进步成功带来的是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均收入的提高。

　　人口增长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负相关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对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最稳定关系之一。因为需要投入更多的储蓄或投资为新增加的劳动力创造工作岗位，于是可用于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的资本就会更少，进而压制了生产率提高。在与工业革命伴生的人口转型之前的“马尔萨斯增长”体制中还存在一个负相关的关系：人均GDP对人口增长率的动态影响。马尔萨斯曾在其著作的第一版中提出，较低的收入将导致死亡率增加；而在之后的修订版中他则强调了收入与出生率的联系。斋藤手冢（Osamu Saito）对前统计学时期人口变动的重新修正，特别是根据16—19世纪英国教区记事录作出的修正，为这种关系提供了新证据。斋藤指出，导致经济困苦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并非死亡率上升这类所谓的“积极性抑制”，而是源自养育能力不足的“预防性抑制”；研究表明，实际工资率与死亡率无关但与出生率有关，这种关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婚姻年龄——恶劣的经济时局之中更多的人会选择独身和推迟结婚，导致出生率下降。斋藤还指出，饥荒经由多种机制造成养育能力下降，“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并非是饥荒本身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饥荒形成的是一种间接效应——无论饥荒的严重性如何，它都会降低怀孕的数量”。

　　试图打破马尔萨斯恶性循环的尝试进行了不止一次——希腊、罗马、拜占庭；但所有的尝试全部在与外敌入侵的战争中以失败告终。尝试终结整体主义制度将个人利益置于社群共同利益之上的国家，经历了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扩大；这种做法增加了储蓄和投资，但代价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对人口增长的伤害，而人口增长对于维持这些帝国的军事力量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人均收入水平大约为500美元（1985年美元）之时，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将过多的人口推至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之下从而导致了死亡率增加。这种低收入水平下的尝试或许偶然成功；前提是，在两到三个世纪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的大规模社会重构之中，既没有弱势群体的暴乱也没有遭遇外敌的入侵。只有16至19世纪的西北欧巧遇了这一机会。

　　西方国家以终结传统整体主义制度的方式率先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增加了储蓄和投资，提高了资本—劳动比率，从而摆脱了更多人口才会有更高收入的二维马尔萨斯世界制约；但也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扩大和死亡率上升。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了英国在16—19世纪向现代增长转变的高昂代价——圈地政策与工业革命急剧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导致了死亡率提高和制度的弱化。1500—1800年期间，英国生产率增长以大约年均0.2%的幅度提高，在此期间英国人均GDP提高了一倍以上——以1990年“国际元”②衡量，1500年英国人均GDP为714元，到1600年、1700年和1820年分别提高到974元、1250元和1706元；但工人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改善。戈德斯通指出，“最为清楚的重要事实是，没有证据显示1830年以前哪个国家普通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上升”；斋藤指出，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500 —1800年期间实际上在下降。这印证了提高收入不平等促使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进而提高储蓄率与投资率的模式——O·盖洛（Oded Galor）考证，英国投资率在工业革命期间由1760年的6%增加到了1831年的12%。另一与此相符的事实是，18世纪中国的生活水平堪比甚至超过欧洲；按照波梅兰茨的说法，中国当时在公共健康与卫生、医药、热量摄取、预期寿命和国内消费等方面与欧洲的水平大致相同。

　　1500—1800年间欧洲与中国的分化不在于消费而在于收入不平等、储蓄、积累和投资。波梅兰茨统计，到1800年英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成为了无产者，而中国只有10%。B·伯伦纳（Robert Brenner）和C·依赛特（Christopher Isett）指出，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那种以超经济手段占有佃农和租金的方式在英国已经基本绝迹；英国的绝大部分经济主体已经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特别是佃农，尽管他们还拥有工具、牲畜，但已经与土地分离。

　　对农户平均土地规模变化的记录显示了这种大规模的财产再分配状况。英国的农场规模从13世纪的14英亩提高到1600—1700年的75英亩，1800年达到了151英亩；而在中国，农户平均土地规模从1400年的4英亩降到了1650年的3.4英亩，1800年再跌至2.5英亩；长江三角洲地区则从1400年的4英亩分别降到了1600—1700年期间的2英亩与1800年的1英亩。中国农村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分割土地所有者土地存量的方式获得了土地，而英国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则成为无产阶级。这样，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从1600年的6%提高到1700年的13%，1800年再增至24%；而中国城市人口的比例则从13世纪的20%以上降低到19世纪初的5%（参见图1）。

　　换言之，英国以及之后的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成功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向现代增长转型，并非因为技术进步加速和生产率增长提高。这种转型的必需要件是终结整体主义制度，通过扩大收入不平等增加储蓄与投资，使物质资本积累得以超越人口增长，提高资本—劳动比率。这种转型的高昂代价是，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表现为高谋杀率的制度能力削弱以及预期寿命下降。资料显示，1560—1730年，英国的预期寿命从35—40岁下降到了30—35岁（见图3），年均人口增长率在达到18世纪的0.9%和19世纪的0.8%之前，从1000—1500年的0.7%降至16世纪的0.4%和17世纪的0.3%；其他 29个西欧国家对应年份的数据分别为0.8%、0.3%、0.1%、0.5%和0.7%。

　　而当时包括如中国这样的最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其他地区仍然处在另一条不同的发展轨道之上；中国保留着“亚洲价值观”，GDP与人口共同缓慢增长。现在我们只能推测在人口规模是竞争主要决定因素的条件下，这种发展轨道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因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打断了沿着这种轨道发展的逻辑。

　　制度的植入是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制度演进中的路径依赖，不总是给引入者带来利益，即使引入的制度更加优越。发展中国家引进西方制度体系基本上会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在东亚、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他们在西方制度影响不断扩大过程中努力保留住了传统制度体系；另一种是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俄罗斯等地区，他们的传统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的同时，植入的西方制度体系也没有正常运转。

　　这里用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区分传统的整体主义制度体系与现代的个人主义制度体系；用谋杀率衡量制度能力——国家是暴力垄断者，犯罪率或者有准确记录的谋杀率能够说明有多少人没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此外，用影子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衡量国家的制度能力——这一指标基本上可以显示多少企业与个人没有遵守国家的经济法规。在我看来，谋杀率和影子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率这两个指标，比法治、政府效率、腐败以及投资环境等专家估算的指标更能够客观地反映国家能力。

　　简单地说，发达国家起始于传统整体主义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收入不平等先扩大而后改善的过程；英国在1967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时超过了0.6。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随着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制度的引入开始上升；然而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制度体系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抑制，谋杀率至今从总体而言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而那些传统制度体系遭到毁坏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这些国家目前的谋杀率高居世界之首。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部分前苏联国家，在处于更高的收入不平等的同时，谋杀率毫不意外地同样处于更高的水平。

　　殖民主义当然还通过各种其他渠道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兜售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所谓“专业化大分工”的影响尤甚。芬迪将工业革命称为“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他认为奴隶般的苦役、资源专业化分工、19世纪的“大分化”以及20世纪的资源耗尽与污染，全部是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必然结果。而我的一个较为平和的认识是，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处于低收入水平时期毁坏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制度体系，由此形成的收入不平等扩大导致了大规模的贫困和饥荒；殖民主义也打断了许多南方国家的制度发展轨迹，削弱了它们的制度能力，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西方国家致富”的解读假定，终结整体主义制度形成的收入不平等扩大能够带来更高的储蓄和投资率，进而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增长——既提高了资本— 劳动比率又促进了技术进步。尽管这一解读没有否认技术进步的作用，但却假定技术进步的加速是更多的研发、创新和更大规模资本投入的产物而不是企业家才干和人类创造力释放的结果。

　　粗放型增长模式是注定坠入“马尔萨斯陷阱”恶性循环的根源。对西方国家何以致富的传统解释认为，这些国家实现了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在我看来，技术进步只有在非凡的资本积累努力之后才会发生。借用保罗·克鲁格曼解释亚洲经济奇迹的原因所用的词汇——亚洲经济奇迹是大规模资本投入 “苦干”（perspiration）而不是全要素增长率提高“巧干”（inspiration）的结果，西方国家成功的原因同样是“苦干”而非“巧干”。更准确地说，西方国家的成功是大规模残忍推动的结果——只有扩大收入不平等才可能促进资本积累；而在低人均收入阶段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将大部分人口置于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线下的痛苦牺牲之中。

　　自1500年开始这样的致富方案就被并非自愿复制西方殖民主义制度的南方国家实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以及部分前苏联国家不得不接纳了西方的制度发展道路，重蹈了西方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制度能力削弱的覆辙，这些国家最好的结果是长期跟在西方国家之后亦步亦趋，无法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追赶。而东亚、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没有贸然引入西方制度，保持了其传统的体制体系，也就没有导致收入不平等和谋杀率的毁灭性增长。尽管直到 20世纪中期，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还处于落后的位置，但一旦缓慢提高的收入水平达到了在大部分人口摆脱贫困条件下允许储蓄提高的临界点，更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使其具备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优越的经济增长起始条件。这是曾经的东亚、随后的印度以及今天的中东和北非地区能够成功追赶西方国家的原因。

　　中国的制度承继

　　尽管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接近一个世纪，但严格意义上中国并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事实上，19世纪初的中国毫无疑义地是马尔萨斯增长框架下最成功的国家；尽管技术进步提高的生产率全部被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蚕食而没有推动人均GDP的提升，但技术进步推动了人口数量的提高——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长期以来的22%—26%增加至18世纪的37%（见图4），这是一个以前工业化标准衡量的骄人成就。

　　换句话说，中国是“马尔萨斯增长体制”中突出的成功范例。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曾几番增长到1—1.5亿后无一例外地下降，而到1800年之时其人口数量已经接近4亿。杉原薫（Kaoru Sugihara）对此评价道：“这毫无疑义地是世界人口发展的里程碑，其对世界GDP的影响远大于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1820年英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不足6%。”世界人口似乎朝着将全世界人口划分为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两个部分的方向发展。这一点通过与西欧国家的对比显示得非常清楚：从公元元年到 1500年，中国人口增长到比西欧人口多两倍以上；到1820年，中国人口已比西欧人口多3倍以上（见图5）。

　　尽管中国在19世纪早期生产率比西方国家低2倍，但中国占据了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总量和大约三分之一的GDP与工业产量。中国显然将自己视为自给自足的世界的中心，对于外部“蛮夷”世界与其建立联系的企图毫无兴趣。“永矢恭顺”，这句在18世纪大半个时期统治着中国的乾隆皇帝于1792年对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提议发展贸易合作作出的规劝，清晰地表明了中国的这种认识。

　　但问题是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改变了。西方国家生产率不断提高，马尔萨斯增长体制终结；军事力量更多地由技术决定而不再是人口规模。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失败不可避免：令中国蒙羞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其不得不屈服于西方国家的条件。19世纪初，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50%，到1950年下降到不足5%；同期与西欧国家相比则从2∶1下降到 1∶5 （见图5）。

　　而随后中国的发展也不同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个前工业文明时代最大、最强盛的国家，更好地保留了传统制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被称为传统国家是错误的；中国才是世界上保持传统价值连续性最成功的国家。历史上的中国曾分别被蒙古族和满族征服，但即使在此期间外来者也迅速被中国文化同化。1949年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1949—1979年为免受外国影响实施的暂时性保护政策，使传统的制度体系得以在延续千年的轨道上不断壮大和发展。

　　这种发展并非没有先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几个主要基于中国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确保了传统价值并成功实现了对西方的赶超。毫无疑问，中国的成功赶超将会对世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先前所有的成功赶超基本上全部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这种赶超甚至被冠以“邀请式发展”（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的名号；但中国的崛起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被邀请的结果。其次，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成功赶超就不能再以特殊性或例外来解释；一旦中国获得成功，就会成为制度承继优势最根本的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20世纪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对比

　　中国自1949年开始的赶超式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不仅仅在于1979年改革之后的强于其他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即使在改革之前，除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短暂下滑，中国的发展也是十分成功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大约为印度的70%，1958—1959年赶上了印度；尽管在 “大跃进”与“文革”期间两次下降，但都分别在1966年和1978年再次赶上印度；而到2006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比印度高出两倍以上。

　　世界银行2005年估算，中国自1960年起5年移动平均数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印度；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之前，人均GDP仅为印度的一半，到2002年已经超过印度接近2倍。195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到20世纪70年代末提高到65岁的人均寿命比印度高13岁，到 2002年中国73岁的平均寿命比俄罗斯和印度高7岁。

　　所以中国发展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始于1979年的改革之后，自1949年中国解放开始，中国的发展都是成功的——尽管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出现过短暂的倒退。

　　而截至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苏联的赶超式发展同样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苏联和日本是仅有的两个成功缩小与西方国家差距的发展中国家。

　　苏联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3%/年），而是出现在50年代（6%/年），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的几十年内从0.6%提高到2.8%；之后增长率直线下降直到20世纪80年代变为负数。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10年才是苏联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见图3）。增长核算分析表明，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增长模式非常类似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60—80年代的韩国与中国台湾 ——快速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平衡了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而不同的是，苏联的经济高速增长只持续了10年，而东亚地区保持了30— 40年的高速增长，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得以跻身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之中。

　　在导致前苏联20世纪60—80年代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众多因素之中，中央计划经济无力保证替代固定资本损耗的足够资本注入量是最关键的。由于更新固定资本与实现计划指标的短期目标冲突，苏联的计划制定者更倾向于扩大产能的新投资。这样，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投资，在大约20年的使用年限到期、需要大规模资本更新之前实现了最高生产率。之后，开始迅速老化的固定资本致使资本生产率锐减，进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增长率。

　　如果这个解释正确，在大规模投资推动下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计划经济必定要经历一个增长放缓阶段。就此而言，中国相对较短的中央计划经济经历与苏联相比就是一个优势。这是人们相信假如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将会更为成功的原因之一。

　　选择正确的时间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必要的，但这也不是保证赶超式发展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经济自由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让我们仔细考察中国的转型。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改革启动之后中国的快速赶超发展不仅仅依赖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国过去30年成功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在1949—1976年这段时期奠定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执掌中国时取得的成就，1979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和赶超就不会展现出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始于1979年的经济自由化只是赤壁之战中的东风；促进中国成功的其他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制度体系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准备就绪。没有相应的辅助要素，单纯的自由化没有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取得过成功，有时还会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撒哈拉以南非洲那样适得其反。

　　中国1979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加速，是因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几个世纪以来效率最高的政府。通过深入到村落的党组织，身处北京的党和政府能够比自秦始皇以来的任何皇帝更有效率地将规章制度贯彻到全国各地——1912—1949年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无法望其项背。中国中央政府税收占GDP的比率在19世纪末为3%（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12%），国民党统治时期不过提高至5%；而毛泽东移交给邓小平率领的改革团队的国库收入是GDP的20%。中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影子经济也几乎无存；1985年“透明国际”声称中国是腐败程度最低的发展中国家；经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教育实验”之后，中国的识字率由1949年的28%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5%，而此时印度的识字率为41%。

　　1958—1962年期间的大跃进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两大败笔。大多数研究者或许会同意，给中国带来重创的大跃进本可避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跃进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逻辑。而不能确定的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会被排除在随后的一揽子政策之外 ——因为这种群众运动非常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最有可能阻止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形成的政府机构官僚化。但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即使不排除这两个时期，中国在1949—1979年期间的发展也比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好得多，这种发展为中国改革之后极其突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是这一基础与更为强大的国家机构，而不是西方的民主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先前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的改革展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而看似完美无瑕的中国发展道路面临一个严重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1979—1985年期间的改革初期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超过日本、韩国甚至俄罗斯，接近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水平。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也在快速增长。《福布斯》统计，在2008 —2009年经济衰退前的2007年4月，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为20人，在股票价格崩溃前的2008年4月这一数字翻番达到了40人。尽管仍然分别低于俄罗斯的53人和美国的87人，但按照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中国可能会重蹈俄罗斯“国家私有化”的覆辙。

　　结论

　　以一个超长的千年历史视角审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和1949年解放后的非凡成就归功于其制度承继的连续性——在整体主义传统的“亚洲价值观” 框架中渐进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著名改革策略深深植根于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也是这种制度承继的代表。

　　中国的成功并不局限于1949年之后人均GDP的赶超式增长。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即使在1500—1950年人均 GDP落后于西方的漫长时期里仍能够继续保持，也是中国成功的另一个标尺。以GDP总量衡量，今日中国是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再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或许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找到了一条更少痛苦地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道路。西方国家在16—18世纪发展水平较低之时打破了传统整体主义制度，在有利于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的痛苦之中，提高了储蓄与投资在收入中的份额和资本—劳动比率，促进了生产率上升；代价是低收入水平上的高度收入不平等、制度质量恶化和死亡率上升。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技术进步允许收入有更大份额用于投资和生产率提高之前，在近500年的漫长时期中保持了传统制度和低度收入不平等，没有造成对民众的大规模剥夺。

　　1979年之后经济自由化在中国得以良好运转出于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中国改革完全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一揽子政策——中国循序渐进而不是立即取消了价格管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实施着有力的产业政策和高外汇储备下的低估汇率政策；其次，1949—1976年毛泽东执掌中国期间的成就为 1979年之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强大的国家制度体系、高效的政府、改善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第三，与前苏联休克疗法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同，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没有毁坏前述的所有成就；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至1949年短暂的西化尝试夭折之后，至今从未真正脱离得以使其保持低度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整体主义制度。如果中国成功的赶超式发展继续下去，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转折点——不仅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更因为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基于本土经济模式而非西方道路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