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空间经济体系重构的关键阶段。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多中心的空间经济体系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关键的支撑作用。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央为加强对地区经济的计划指导，协调区域经济合作，就将全国划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中南(由华中的河南、湖北、湖南和华南的广东、广西合并而成)、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六大经济协作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围绕着“九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又提出了七大经济区方案，将全国划分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和西北地区。新世纪[23.10 -0.52%]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相继实施，我国空间经济体系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城市群和都市圈迅速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空间经济组织的枢纽，而作为城市群和都市圈核心的中心城市也纷纷提出了向世界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与此同时，快速交通体系的建设、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和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构建，也使区域经济竞争和合作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新的态势下，国家在“十二五”时期强调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就为全国空间经济体系的重构提供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

　　站在国家空间经济体系重构的高度看中原经济区的谋划和建设，可以发现，这将是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区谋取未来发展发展空间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首先，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在以前有关我国空间经济体系的认知中，鲜有将河南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区来对待的。除了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为备战需要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北、华东、东北、华南、闽赣、山东和新疆十大经济协作区的方案中将中原作为独立的一个经济协作区之外，河南在国家空间经济体系中传统上要么被归入偏向南方的华中、中南、中部等经济区，要么被划入偏向北方的华北经济区，而在新世纪以来学术界提出的种种综合经济区划方案中，许多研究把河南一分二，许昌及其以南地区被归入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区，郑州及其以北地区则被归入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经济区或环渤海经济区。因此，中原经济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区的谋划和建设，将可能改变我国空间经济体系，使其逐步形成一个全新的8+3的区域结构，其中的8指八大综合经济区，即珠三角城市群所引领的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城市群所引领的长三角经济区，京津冀都市圈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所引领的环渤海经济区，辽中南城市群所引领的东北经济区，武汉都市圈和长珠谭城市群所引领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城市群所引领的西南经济区，中原城市群所引领的中原经济区，关中城市群所引领的西北经济区；其中的3指三大特别经济区，即在国家层面具有特殊地缘政治经济意义的新疆经济区、西藏经济区和福建海西经济区。显然，作为国家层面一级综合经济区的谋划，会大幅度提升中原地区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地位，其长期发展的战略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全面深入推进、全球城镇体系快速形成、国家城镇体系日趋完善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经济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所依托的城镇体系的发展，任何一个经济区发展的战略高度都离不开其所依托的中心城市在全球城镇体系和全国城镇体系中的战略高度。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要在全球经济中确立其战略地位，上海、北京就绕不开“世界城市”建设这一战略问题。同样，中原经济区要在国家层面发展成为一个一级综合经济区，就绕不开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问题。目前，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明确列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有现实条件和发展优势且自身已经明确将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发展战略目标的有沈阳、武汉；有一定条件和发展潜力，有可能通过建设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有西安、成都和郑州。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要求看，目前郑州的“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是无法支撑中原经济区作为一个国家一级综合经济区来建设这一宏大目标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除新疆、西藏、福建海西三个特别经济区外，国家层面的一级经济区必须有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与世界城市类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不仅在规模大、经济实力强，更在于其在全球经济和国家经济中的影响--领导力，如作为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分部的集聚地，作为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如银行、证劵、保险、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广告、策划等集聚地，作为研究型大学和研发机构的集聚地，其所具有的对经济的引领、控制、调配、创造能力。因此，郑州必须按照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要求来进行战略谋划、规划和建设，而不仅仅是在都市区、都市圈、一体化上下功夫。如果郑州不能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我省内部如何强调中原经济区独立性和战略重要性，在国家层面，我们也无法摆脱中原地区被南北瓜分的命运。

　　再次，在快速交通体系迅猛发展、信息化加快推进、城镇体系日趋走向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活动对空间集聚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和产业的链式集聚已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谋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而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空间载体已不在局限于单一的城市，而日益走向多个城市空间临近所形成的城市群或者巨型城市区域。“十一五”时期，对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来讲，所取得的最大收获有两个，一个是已成为经典战略的县域经济，另一个就是中原城市群战略。与郑州的战略定位直接相关，中原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层，也存在一个在全国层面的战略定位问题。要抓住新疆大开发与欧亚大陆桥建设、黄河流域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中西部老工业基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与粮食产业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从中部地区崛起和大黄河经济带构建两大视角，来论证中原城市群发展的产业重点和空间组织模式。考虑到“十二五”省直管县改革的新形势，原包含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平顶山、济源9城市所辖所有县、市、区的地域范围，将不能适应中原城市群发展的需要，而将中原城市群这一概念扩展到全省，则会混淆城市群与城镇体系的本质区别。因此，按照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应以都市区的划分为基础，规划建设中原大都市区，以其为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主载体，将其核心郑汴洛都市区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并利用三城市同作为国家八大古都的优势，在国家层面谋划古都经济文化复兴工程，将会有利于进一步加快中原城市群的发展。

　　第四，“十二五”将是国家专题性综合配套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国家经济空间政策体系完善的关键时期。中原经济区发展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多途径谋划和论证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途径。在国家空间经济体系中，中原经济区承担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国家的耕地和粮食安全。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人口大省、农业与农村大省都是我们不可改变的一个基本省情。面对粮食安全这一国家重大的政治与经济战略，中原地区良好的粮食生产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使其必须承担起新时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尽管我们有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烈诉求，工业化、城镇化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对中原地理来讲，其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必须以保障国家的耕地和粮食安全为前提。华夏古文明的精髓是农耕文明，中原地区是典型的小农经济，要保障国家耕地和粮食安全，就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让农民和土地流动起来，让农民取得自生发展能力，让国家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政策通过制度安排落到实处，加快传统粮食生产向现代粮食经济和粮食产业的转型，加快传统农业、农民、农村向现代农业、农民、农村的转型，而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型，既是中原经济区发展最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也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因此，适应国家战略需求，探索一条不牺牲粮食和农业、生态和环境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道路，向国家积极申报“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农村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许是破解河南目前缺乏“国家战略”这一“困局”的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