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御制的官学教科书有《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与《性理大全》，前两部是经学教科书，后一部是理学教科书。通常讲的“理学”，是一个与“性理之学”相对应的概念。

　　“性理之学”的核心观念是“性”，“理气论”中的“理”为诠释“性”的思想内涵与哲学观念的概念。由“性”与“理”组合而成的“性理之学”，充分体现和完整表达了“理学”的哲学内涵和思想特色。在元代理学家吴澄看来，“性理之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本体论，即由内在“吾之性”的人格本体来确认外在“天地之理”的宇宙本体，这是一种天人同构的本体论；一是功夫论，即通过人格内向修身功夫（“知性”、“养性”等），最终实现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性理之学”的理论体系最终由宋儒完成，其最大特点，是由人性贯通天理，建构一个统一人格本体与宇宙本体的思想学说。这种由人性贯通天理的思维模式与理论体系有两个特点：其一，人性在其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二，人性与外在的宇宙本体相通。因此，宋代理学普遍表现出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并将性与天理联结起来，使体系化的性理学说得以建构。

　　张载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性”，在其理学思想体系中，“性”与“太虚”、“太和”、 “气”、“道”一样，是表达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太和之气构成天地万物的实体，“性”则成为万物运动、变化的依据。张载所说的人性与宇宙本体之性有着内在的关联，人性就是宇宙之本的“天性”、“天地之性”凝聚在人身上，即所谓 “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而要成为具有天地境界的圣人，就要回归内在的“天地之性”。张载把人对自己内在本性的体认、践履，看做是对“天地之性”的保存与实现，并将这个作为人格本体论的性理学说分成两种不同的精神境界：自诚明与自明诚。他说：“须知自诚明与自明诚者有异。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张载所说的“性命之理”、“性即天道”，正是宋儒所要建构的性理之学的典型形态，而“自诚明”、“自明诚”两种精神人格的分疏，则是其性理学说的深化。

　　二程则直接以“理”为宇宙本体，肯定作为自然法则、社会人伦的“理”具有形而上的本体地位。二程人性论就建立在这个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基础之上，其“性即是理”的命题，成为宋儒性理学说的核心命题与思想基础。在二程看来，对人性的思考不能仅看经验表象，而要从本体论寻根溯源，“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在理学的思想中，“性”与“理”在实存的空间形态上有差别：性是人“受命”于天命的内在本质，理则是表现天命的外在法则，而所谓“天命”，本身就是“性”与“理”，并非另外存在一个实体。二程强调：“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性”与“理”是一个相互规定的本体存在。“性”是就人的内在本源而言，是对人作“极本穷源”追溯的结果；而“理”则是主宰天地、万物、鬼神的外在法则，在“物有万殊，事有万变”而 “无能违也”中得以体现。

　　朱熹是性理学的完成者。他通过“理一分殊”理论，论述了作为宇宙本体的“一理”与天下万事万物的“众理”或 “分理”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性”是天地万物化生过程中由“理”赋予人、物方得以产生的，但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性”仍然具有核心地位，这一点从《朱子语类》的理学结构中可以看出。《朱子语类》前十三章是按理学思想体系编次的，其内容的组成及先后秩序为“理气”、“性理”、“学”三个部分。表面上看，理气论涉及宇宙天地的构造及其本质等重大问题，是性理论、为学工夫论的理论前提。但实际上，从原始儒学到宋明儒学，其价值取向、学术宗旨均不是关于天地自然的构成及其认识的问题，而是圣贤之道及其建立的人伦秩序。所以，有关成就圣贤的内在依据——性理论才是其庞大思想体系的核心，理气论只是为性理论提供一个宏观的宇宙论背景，为学工夫则是以“性理”为理论基础的成圣途径和方法。“性理之学”概念不仅将性理论中的“性”与理气论中的“理”结合起来，还准确地将“性”的观念置于宋代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朱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