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2011-01-24
作者：丁力
来源：经济观察网
2010年是热闹的一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还没有退去：美国负债累累，国内对经济政策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受南欧一些国家拖累，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东亚各国浮在危机的水面上。中国表现不错，对美贸易顺差加大，军事技术大有长进，提升了不少国家的隐忧。东亚的安全局势不稳定：中国与日本因钓鱼岛而争吵;朝鲜与韩国两次走到了小规模战争的边缘——尽管这个边缘是一道颇为牢固的墙，两边都不愿越过，却在努力造势，而本地区其他国家束手无策。美国借机加大了对东亚事务的介入，在南海及周边地区也斩获了新的影响力。
在这个背景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本月18至21日访问美国。除了出席商业合同签署仪式之外，胡主席此行还将增加两国的“战略互信”。这表明，中美之间目前缺乏足够的信任。因为力量对比在变化，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与一个相对衰落的大国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时时需要调整判断、心态、政策。这很正常。在这个阶段也容易产生误判，并由此导致冲突。
虽然深厚的信任不可得，但两国仍有可能减少彼此的戒心，达到更多的合作。两国之间有不少对立，但不是根本的对立;也有很多共同利益，而且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中美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两端之间的活动空间很大。这给两国的外交官们留下了纵横捭阖的充足机会，他们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说，在世界的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的进退是最值得关注的。
毫无疑问，胡锦涛主席访美将改善今后一段时间的双边关系，而更长时段的关系还有待铺垫，因为它是不停变化的。中美关系是正在发生的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重要部分。我们须注意其中的三个要素：中美实力的对比;世界权力中心的转换方式;中国对新增权力的使用方式。
中美实力的对比
实力是战略的基矗在很多时候，力量对比有很大的主观因素。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往往高估自己，而美国经常低估自己，高估对手。这两个因素一进一出，可能产生非常大的误差。美国的赞美或警觉不一定表明出现了现实的挑战。有时那只是一个虚幻的苗头，转瞬即逝。
在1960年代初，美国人不断发出苏联超越美国的警告，总统约翰·肯尼迪也说过类似的话。苏联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准备好埋葬美帝国了。罗纳德·里根总统鼓起勇气，对苏联发起绝地反击。在1970年代末，美国人又很看好日本，哈佛教授预言日本将是世界第一。因此，日本的爱国者们要对美国说“不”(其实，不是第一也可以说“不”)。事实证明，美国虚惊了两常苏联、日本衰落得非常快，而且一蹶不振。美国春风得意，冷战后还顺手打了几场战争。现在他们又在喊：狼来了，这次狼真来了。这条新来的狼是中国。但愿如此吧。
次贷危机的扩展说明美国政府缺乏转嫁危机的权力，致使事态扩大。然而，危机的爆发却能及时消除病灶，避免更大的后患。另外，自由的媒体把每一个问题都揭发出来，而不是掩盖起来，因此对受众造成很大的冲击力。虽然这场危机对美国的打击确实很大，但美国并没有大伤元气。美国的教育、科学、高技术的设计与生产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更是无出其右者。更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有很大的弹性和韧性，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政府消费与投资、出口、房地产等，政府消费与投资的钱来自后两者，而出口与房地产的增长正在遇到阻力。这个增长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另外，人口老化、贫富悬殊、贪污腐败、官民冲突、环境恶化、缺乏创造力等问题恐怕是世界级的，都将阻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与社会中潜在的危机可能比美国的更大，等待美国衰落也许不是一个明智的想法。
跨国投资银行、会计公司做出了很多增长预测，大都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表示乐观。根据它们的数字，中国GDP赶上美国的时间短则一两年，长则20多年。尽管这些数字令人振奋，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归常识与知觉，知道差距还很大。一个是有多年积累的世族大家，一个是刚涨了工资的进城年轻人。即使他们在某月有同样的收入，实力也不能同日而语。在艰难的转型时期，如果我们不能准确评估自己的实力，那么，低估要比高估好得多。
本月11日，中国的第四代战机J-20首飞成功。这标志着中国的工业(不仅是军事工业)有了大跨越。不过，即使J-20原型机在技术上接近F-22原型机，首飞时间仍晚了近21年。J-20在中国可能已是最先进的武器，其他大多还要落后得多，中国还在修理20年前报废的苏联航母，准备启用，而俄国在向法国购买军舰。
中美大概都有部分兵力把对方列为假想敌，政府却避免公开把对方称为敌人。这是明智的做法。但美国显然占据外交主动，它一再逼问中国为何开发新武器，中国官方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请教美国持续向西太平洋集结兵力用心何在，虽然在官方正式发言之外，很多人已经公开指明了美国的用意，并严加批判。其实，中国直言又何妨?直言之后，双方可以坐下来认真地谈一谈，避免进入另一场冷战。毕竟，在国家利益层面上，两国没有必然冲突的诱因。
中美都要裁军，但两国最难处理的部分还是军事。最近几天的新闻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美国抱怨中国军事不透明。他自己倒很透明。美国欠了一屁股债，却花很多钱制作刀枪斧戟棒，扛着它们一趟又一趟在债主的院墙外走，还招呼小兄弟们一起呼哧呼哧地练。中国只有一把菜刀，不便拎出去示威，就坐在家里磨。美国呼吁中国实行“菜刀实名制”，要求说明菜刀的数量和功能。中国却说，磨刀不针对任何人。中国应该直说：磨菜刀针对耍大刀者，只为防身。乔良将军说，美国充满自信，公布核弹头数量是战略威慑;中国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不公布核弹头数量也是一种战略威慑。这个战略绝对必要，美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9日至12日，就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几天，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问中国。这表明，尽管美国还没有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拔出腿来，美国心目中的两国关系重点仍然在军事上。盖茨最感兴趣的是第二炮兵。其实，六十周年国庆阅兵时，地上走的、天上飞的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除了游行队伍最后那几根又粗又长的导弹。在军事技术上，中美之间的距离还非常大。
在J-20首飞前很多天已经透露出滑跑试验的非官方消息。11日，胡锦涛在会见时告诉盖茨J-20当天首飞成功的消息。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节。盖茨一定不会为最高级别的信息源而感激涕零。在此前一天，盖茨已经说过，美国将对中国的四代飞机和反舰导弹做出回应。
小布什总统于2006年12月任命盖茨为国防部长，接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当时盖茨是一家公立大学的校长，再以前是情报官员。2008年12月，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挽留他留任原职。在美国历史上，盖茨是两党更替后第一位留任的国防部长，可见两党的军事政策有相当大的连续性，虽然奥巴马被认为比小布什更温和，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盖茨在任内停止继续采购F-22，并提议停止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把更多资源用于发展特种部队。
来中国前，盖茨放风说，那些与美国作对的国家都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箱”。如果是这样，从印第安人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都在垃圾箱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已经很少在中国听到这个意识形态用词。这个词表明历史是有方向的，某一个国家(或阶级、民族)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而历史垃圾箱是存放那些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国家(或阶级、民族)的地方。盖茨在“历史垃圾堆”中找到了小布什政府中新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点，纳粹德国、苏联在“垃圾箱”中与他产生箱体共鸣。嗨，盖茨同志，这实在不是一个好想法。
战争有时候确实能够决定历史的进程，但不能找到历史的正确方向，打了败仗的国家也不一定非要进垃圾箱不可。美国入侵越南，肆意屠杀平民，但越南仍在战斗;美国在越南战败之后，也没有进入垃圾箱，反而赢得了冷战。如果非要在美国找一个历史的路标，那将是微软的比尔·盖茨，而不是五角大楼的罗伯特·盖茨。微软的盖茨不仅提供了改善世界的技术，还提供了他的爱心。
再次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也许不是杞人忧天，但肯定过于夸张。这是美国人的风格。他们总在寻找自身不足，随时准备应对挑战。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这些美国人自己不是反美势力。没有人为他们歌功颂德，没有谄媚与欺骗。他们没有陶醉的机会，也不愿意自娱自乐。
世界权力中心的转换方式
很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次经济危机作为美国衰落的起点。这个起点绝不是衰落的整个过程。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才会显示明显的结果。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不是崩溃(如苏联)，或停滞(如日本)，原因只是其他国家的增长更快。快速增长的国家不止中国一家，还有其他多个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这些国家都有人口多、面积广的优势。
多个大国同时崛起，使得美国不能集中力量打压一国，否则按下葫芦又起瓢，顾此失彼还伤自己的身体。力量消长在较长时间内显现，使得各国有时间调整心态和政策，犯了错误也有机会纠正，一起避免战争。这两点增加了和平的安全系数，还有另一点，那就是历史的教训。
在大革命中，法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在王权的欧洲异军突起。在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军队横扫千军如卷席。但拿破仑终于加冕为皇帝，革命屈从于他的个人野心。在打败拿破仑之后，欧洲的皇帝们和他们的大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聚会，商讨如何瓜分胜利果实，建立新的欧洲均势，其中也有战败的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与会者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均势原则”，避免任何国家坐大;此外有“正统主义”，即占有权力和领土必须有合法性。他们在1815年签订《最后议定书》。虽然有许多不公正，维也纳体系维持了欧洲的百年和平。
在19世纪，欧洲列强忙于海外殖民扩张，又受制于均势，彼此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只有两场例外。为制止俄国向地中海扩张，英国与法国联合击败俄国，主战场在欧洲边缘的克里米亚半岛，史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5)，受挫的俄国转而向东方扩张;在1864-1871年间，普鲁士打了三场战争，分别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统一了长期分裂的德意志各邦，但把奥地利排除在外。此后，帝国首相梅特涅小心翼翼地维持欧洲均势，不给对手反击机会。
维也纳体系中的霸主是英国。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疲惫不堪，新生国家德国生机勃勃。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工业、技术、科学、教育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梅特涅之后的德国统治者不知收敛，忽视德国的地缘政治劣势。另一方面，几乎被瓜分殆尽的世界也没有给它留下多少机会，而德国想得到的却很多。它咄咄逼人的进取心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一战结束后，战胜国举办了1918年的巴黎和会，它们对战败国德国太苛刻，不久就激起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崛起，而日本也在和会中感到了强烈的种族歧视。战胜国中国更是饱尝辛酸，它想从德国那里收回的本土利益被日本夺去了。
二战开始了。德国要报一战的一箭之仇，发起了闪击战，欧洲各国几乎不堪一击。但德国仍不知收敛，战线拉得太长，终于在1945年战败。日本和意大利跟错了领导，也投降了。美国、苏联是主要战胜国。但它们是意识形态的敌人。裂痕在战后很快扩大，美苏进入冷战。不过，它们在胜利前已经划定了势力范围，在冷战中没有破坏这个约定。冷战中也有热战，如在朝鲜、越南等地。美国在热战中赤膊上阵，苏联却没有出面，为苏联冲在前面的是中国。
在冷战中，美国阵营中的一些国家发展很快。在1980年代，日本的繁荣达到顶点，它的后面跟着亚洲四小龙，甚至刚开放的中国也在山寨“日本模式”了。日本公司步步进逼，美国企业步步后退。不少美国人几乎把这个亲密盟友看成敌人。但日本政府的控制太多，资源利用的效率低。只有在陷入长期经济不景气之后，日本才重建了它在美国政府心中的美好形象。
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貌似不可战胜的苏联帝国在1991年突然消失了，世界进入“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与许多国家一起享受“和平红利”，但只愿独享世界权力，也乐意充当世界警察兼城管。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积累了太多先天的、集权国家不能解决的内部矛盾。外因是美国要挤垮苏联。冷战结束是半个世界权力的转移，因为美国已经掌握了另一半权力。转移的方式是半对抗、半和平的。这是一个好苗头，可以看作是向完全和平转移方式的过渡。
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无法与冷战后的美国相比。英国当年的优势在海军，它的目标是保证没有任何其他两国海军的军力相加超过英国。在今天，世界前10军事大国的军事开支相加也比不上美国，而美国的军事技术更是无人能及。在经济力量下降之后，美国的文化与道德号召力必然随之下降——这与文化或道德本身的优劣无关。那时，为了维护它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优势的军事力量，因为它没有别的顺手工具了。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曾提出“中美共治”(G2)的建议，试图把中国纳入它的运行轨道。这对中国不是一个坏主意。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有一个军官对着众人大喊：“谁敢惹我?谁敢惹我!”一个魁梧的军官站出来对他说：“我敢惹你。”他想了一下又喊：“谁敢惹我们俩!”这正是美国的共治思路，完全是利益考量，不含任何黑色幽默。虽然美国没有正式提议，而且中国比美国更单薄，仍可再次提议共治。但中美肯定不想站在一起向全世界高喊：“谁敢惹我们俩!”
比如，在钓鱼岛、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站在日本、台湾一边向中国喊：“谁敢惹我们俩!”为了对付中国，美国想要拿到更多的牌。在有所收获之后，美国再回过头来改善对华关系。这也算是“获利回吐”吧。虽然没有战争，国家利益同样在一次一次智力较量中增加或减少。
中国也有不少好牌。有些是大自然赋予的，有些是祖先留下的，更多的还需要我们去创造。
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发展，并善于获取和利用各种资源，对美国实行“和平演变”，建立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新模式，而美国也愿意接受这个模式，两国必将共同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对新增权力的使用方式
世界权力在国家权力之外，不排斥国家权力，也不因各国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减少，可以为多个大国共享。可以说，主权之外还有权力。如果美国能够冷静接受权力相对下降的事实，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谨慎使用新获得的权力，并取信于各国，这将是世界和平的基矗
对于世界权力的使用有两组主要的制约因素，一是道德的，一是地缘政治的。以下简要说明。
道德制约包含很多内容，有些近似维也纳会议的“正统原则”，有些是成文的国际法、不成文的习惯、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未必称“普世价值”)，等等。“中国威胁论”高烧不退，原因之一是中国已经拥有了权力，却只否认有威胁他国的意图，没有说明权力的使用规则。
在国内明确权力的使用规则，使官员们服从法律，尊重国民，这些必将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政府的责任与慈善事业也应该从国内开始。向经济危机中的南欧国家大笔撒钱并非必要。中国也曾经帮助过南欧的那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现在与那时一样，中国有更多、更穷的穷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境遇能够信服地说明中国政府将善用新得到的权力。
高调的“中国模式”还没有跟随者，没有跟随者就没有模式。朝鲜与过去的中国最相似，现在还没有采用“中国模式”的迹象。朝鲜“强行拆迁”韩国军舰，向平民开炮，中国好像无话可说。中国在别处努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在自家门前却不知所措。中国应该“回防”，先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中国还没有大到欧洲，须少听欧洲人的忽悠。
地缘政治的约束也包括很多内容。崛起的不止中国。日本、印度、俄国等世界大国是中国的邻国，它们都在提防中国;美国在本地区有不少朋友，总扛着家伙在附近转悠;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有相当大的实力，并在持续增长中;除了巴基斯坦，中国没有朋友，也许力不薄，却有些势单。这些国家的合力将形成亚洲的均势，远比19世纪的欧洲均势复杂。
中国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美国是这个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中国没有理由破坏这个秩序，只应在其范围内行使权力，以谋取更多的国家利益。
当然还可以增加一个制约因素：国内的民间和平力量。这点依赖一个自由的、有活力的社会。
东西方之合流
为了解释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程度，有一个老生常谈说法：东亚在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但这个说法可能招致韩国人的不满。忽视韩国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画面：世界历史上将第一次同时出现一个强大的西方和一个强大的东方。当然，强大的东方目前还只是一种可能，还取决于中国今后数十年的发展。印度人可能会认为这个说法不够详细——他们是东方崛起的第二梯队。以前东西方并非没有同时强大过，例如，秦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在时间上是并立的。但它们分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没有密切的直接往来，更没有利益冲突。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于500多年前。此后，西方在与东方的交往中占据了上风。日本在20世纪初还遭遇种族歧视。
但是，在21世纪同时出现的强大的东西方与种族对抗无关。在历史上，由于地理分割，文明在不同区域各自发展，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发展快一些，彼此交往不多。东西方都曾有领先的时候。西方在近500年来跑在前面，率先进入现代。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西方只是先行者，奠定了现代化的框架。在已经发生的历史(不是对未来的预设)中，确有正确的方向，但五角大楼抛掷在垃圾箱里的东西却不多。历史没有固定轨迹，更不是五角大楼独家设定的。
五角大楼的作用还在减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多中心合作的全球化。超级大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已是大国，却不可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将有很多大国，其数量也许像慈禧太后宣战的对象一样多。在世界舞台上，大国仍然不够大，今后将是区域化的时代。世界将从区域化走向真正的全球化。如果幸运，人类将抵达某种程度的世界大同。
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小康”，而先进人士们早已超越“小康”，直奔共产主义绝尘而去。尘中，大部分人还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儒家早有答案。根据《礼记·礼运》，历史分为“天下为公”的“大同”阶段和“天下为家”的“小康”阶段。公羊家把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后世多有把“大同”与“太平”对应者，“小康”在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处于初级阶段。康有为说：“小康之后，进以大同。”
康有为把“三世”分别对应于绝对王政、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种政治制度。他在《中庸注》(1901)中说：“当今升平之世，应发自主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若不改法，则大乱生。”他又著《大同书》，完成于1902年，提倡去国界、(阶)级界、种(族)界等，实现世界大同，迎接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今天看，他的观点殊多可笑之处，亦颇有发人深思之处。
各文明的先哲们并无不可调和的歧见，只有掌握无边权力的人才彼此排斥。为实现“大同”，重要的是权力间的调和，如此，和平才有保障。与100多年前相比，各文明在趋“同”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很远，涓涓细流汇成大潮。这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中国可以做出较大贡献的地方是稳步完成国家向现代化的过渡，以便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更多的共同点，促进合流。
胡锦涛主席即将访美。他可能签署大宗商品订单，做出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承诺。美国也会做出回报，例如强调重视中国的地位，重申一中一台的政策没有变化。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将改善。这些都很重要。在有形的成就之外，出访更重要的收获也许是无形的。在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持续推动“大同”趋势，为今后的和平奠定基础，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