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以来，我国CPI在转为正数之后呈现出持续走高的态势，而PPI自2009年12月转为正数之后也在高位徘徊，2010年11月我国CPI和PPI分别达到5.1%和6.1%。CPI持续走高和PPI高位徘徊意味着我国正面临着管控通货膨胀、回应物价上涨的巨大压力。我国在经济转型复苏时期要对物价走高保持高度警惕，不仅是因为在信息化和商业化程度提高的情形下，居民对物价变动的敏感程度不断提升，而且是因为在收入差距相对拉大、社会保障有待完善的背景下，居民对物价变动的回应能力有所弱化。基于此，201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以稳定农产品价格为基点采取了多种举措，这些措施已经并将继续对物价走高的严峻形势形成回应。然而，在经济调整和复苏的特定背景下，对物价上涨的回应必须将短期方案与长期目标相结合，从全球经济调整的视角探求物价上涨的本质成因，从体制改革深化的视角找寻物价上涨的回应方案。

　　一、     此轮物价上涨的特殊背景和复杂成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曾有数次的上涨经历，例如：1985年（CPI为9.3%）、1988年（CPI为18.8%）、1994年（CPI为24.1%）和2008年（CPI为5.6%）。与以往的物价走高情形相区别，此次物价上涨的形成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它是在全球化前提下国内外经济格局正在深度调整的特殊产物。与1985年、1988年甚至1994年相比，当前我国与域外经济体之间的关联度在急速提高，而与2008年相比，当前国内外均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调整复苏阶段。由于国内外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因此，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而前期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逐步显露其负面后果。尤其是，不同经济体从最大化自身收益的角度出发，其利益博弈和政策分化的程度有所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益博弈和政策分化必然会加剧信息的即时性传播和货币的频繁化流动，而这些均是形成中国此轮物价走高“图景”的基本元素。

　　从国内外经济深度调整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的物价走势，可以发现：美国为了改变“无就业式增长”的格局，倾向于延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实现复苏，由于全球整体上依然缺乏新的增长点来“吸纳”美元货币，因此美元过度发行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复苏作用尚待观察，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客观后果却是通过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增大国际热钱规模、强化全球通胀预期等途径影响到中国的物价水平。此外，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情形下，我国自2008年也将宏观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在避免经济增速急剧下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刺激性经济政策本身具有“双刃剑”效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长期实施的结汇制度双重叠加，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高货币化现象的持续增强，2010年10月份我国M2/GDP的比值已高达180%。域内外的货币多放而新的增长点尚在探索，其结果是在资产价格走高进而资产价格管控之后，国内农产品因预期改变、成本拉升、货币流入等而价格上涨（农产品在居民消费中不可或缺、但生产具有周期性且受自然影响较大，且分散化的农户不具备足够的市场谈判力，因此很容易成为货币流入、价格操控的领域），而农产品（尤其是粮食、蔬菜和鲜果）价格攀升最终引致了物价总水平走高。

　　二、     依靠系统举措回应物价上涨的形成本源

　　此轮物价上涨导源于国内外经济的深度调整格局，现有的物价上涨治理举措会取得理想效果。考虑到物价上涨背景的特殊性和成因的复杂性，则我国必须从回应本源性因素的角度出发，立足于体制完善和改革深化来形成规避通胀发生的“防火墙”。具体而言：

　　其一，降内火。物价上涨与货币发行量紧密相关，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国内的长期高货币化现象是此轮物价走高的重要成因，就此而言，弗里德曼强调“无论何时何地，物价皆是货币问题”无疑是有道理的。当前，我国必须在经济增长企稳的情形下，将危机时刻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回归到常态条件的稳健货币政策。当务之急是采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相组合的方式回收流动性，在物价继续走高且负利率现象严重的情形下，货币当局应通过果断的加息来引导市场预期，同时通过新的政策组合来规避加息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从长期来看，我国宜明确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并为货币当局实现此核心目标提供体制层面的有力保障。

　　其二，筑防线。物价变动伴随着财富再分配，其对社会群体的影响存在着差异。物价走高对中低收入者的影响甚于高收入群体，因此我国必须增强对中低收入者的扶持和保护力度，在此意义上，阿玛蒂亚.森所强调的“预防性保护”应该受到重视。就财政收入而言，在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提高的理念下，应对中低收入者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对中低收入者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计税方式。就财政支出而言，在公共服务配置相对均等化的理念下，应增大对城市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供给，在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和基本教育等层面政府应该也能够承担其“保护社会”的职责。

　　其三，疏渠道。在国内外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物价走高并非单纯导源于真实“供求”关系逆转，货币脱离实体经济而转向短期逐利也是物价走高的重要成因。相对于打击农产品领域的投机炒作而言，通过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促使货币回流到实体经济领域，应该是在根本上解决物价上涨问题的理性选择，也是提升社会就业创造能力的根本出路。当前，必须采取有力举措规避楼市和农产品市场的投机炒作因素，同时应通过市场化改革深化来持续优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通过降低进入壁垒等措施拓宽民营企业的行业选择，通过完善资本市场等措施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通过改进税收制度、审慎变动汇率、提高行政效率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其四，扎篱笆。当前，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美元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仍将对我国的物价走势产生影响。据此，中国必须强化与欧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协调，通过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对话平台，努力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全球经济共同治理机制，以形成对美国货币政策确定的外部约束。此外，我国还应健全对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钢铁、粮食）价格变动的预警和监测体系，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找寻替代性能源，在整合国内钢铁企业力量的基础上增强谈判能力，立足国内生产能力提升来确保国内粮食安全，进而增强对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回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