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于20 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根本性变化， 而且在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为当代以及今后的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在改革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方面的最新成果。在通过改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 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 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 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启动的主要历史背景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容和方面， 这也是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同时， 中国社会主义在经过了50 多年的实践发展之后， 我们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在指导中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 也逐步认识到原先存在于认识方面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像之前想像的那样自然地表现出来。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给予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充分信心的同时， 也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面临着许多在实践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 就是后来邓小平总结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随着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改革的性质及其宏观背景
在中国改革全面启动的年代， 为了揭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并同时认识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经常引用恩格斯1890年在《致奥托.伯尼克》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 我认为，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而应该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为中国改革的全面启动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在这里， 恩格斯所说的“改革”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改革的含义。恩格斯所说的改革主要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再构建 ( reform)”。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 由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 从而使整个社会主义在整体发展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基础上的“再构建”。而我国的改革在其启动的年代显然主要是针对旧的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内容和环节的纠正，它还不完全具备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性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 中国改革才开始逐渐地表现出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再构建”的性质。
从历史发展的大视角来看，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20 世纪40 年代开始的新的科技革命引发人类社会发展大变局的产物。新的科技革命作为一种原动力， 它拉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矛盾的新变化， 同时深刻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三者共同构成认识中国改革的基本要素。从宏观上看， 中国30 多年的改革， 不仅与这场科技革命相关联， 也与百余年社会主义运动、数百年资本主义发展、乃至数千年人类文化相联系。从这一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考察和历史的梳理中同时体现出前瞻判断： 一方面， 社会主义是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 由于资本主义以全球为活动舞台， 因此， 中国改革只能被置放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来认识； 要超越对二者仅仅做内因、外因关系分析的思维， 看到互动中的中国与世界， 把握其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实质：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不断进步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需要整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规律和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 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的基础上， 实现社会主义从民族特色向一般模式的转变。
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必然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把握规律需要一个过程。因此， 中国改革同时是探索现时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践形式； 改革越是深入发展， 其整体性质越是明晰， 所体现的时代要求就越是具有一般性： 不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会趋向现代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会推动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需要依据时代条件变化， 重新解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完成马克思主义从原创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而这一转变过程中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也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们在论述中国改革的历史作用时， 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第二次革命”， 这主要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全面和深刻的影响角度来评价的。也就是说， 一方面， 中国改革是时代的要求， 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现实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种种障碍因素， 改革那些在旧体制中长期存在并日益加剧的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以使社会生产力能够在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发展中重获解放和发展。同时还要在改革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 解决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 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并同时能够彰显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导向作用。
中国改革是渐近式的改革， 它首先是在关系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而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农村展开的。作为一个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农村和农业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较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更为突出。而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最为突出。在农村改革方面， 过去我们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决定了农村必将成为我国改革的突破口。我国在上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期， 曾经进行过以“三自一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 这一改革虽然很快就中断了， 但期间的探索无疑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全面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20 世纪70 年代后期的中国， 历经多年内乱， 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人民生活非常贫困， 人民自主选择空间很小， 当时多数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自主选择权问题。此时， 面临生存压力最大、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广大农民率先对传统计划体制发起了挑战， 他们从自身的迫切需要出发， 开始探索以争取经营自主权和“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的是自己的”为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探索引起了巨大的连锁反应。紧接着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和中期进行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放权让利改革等改革无不是以满足人们利益和权力为着眼点和出发点的。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和农业开始， 逐步向工业管理体制推进， 再由经济体制领域延伸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各个方面， 至今已经进行了30 多年。而从改革实践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来看， 改革初期我们主要是针对旧的体制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 使生产力获得解放。随着改革本身的发展，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任务逐步完成， 改革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 或者说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变为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改革的总体思路也已经由当初的.. 摸着石头过河 、在探索中不断总结不断前进， 发展为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全面有序的展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改革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科学化的结果， 而在改革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会成为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和理论指导。
二、改革的初始阶段： 在修正错误的基础上逐步推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方面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 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却使得这一探索始终没有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到.. 文化大革命 结束的时候，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相应的体制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弊端， 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造成了严重的桎梏。因此， 改革初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就是对旧体制中存在的弊端的克服。
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 它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执政党的高度集权、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的一元主义。中国改革一开始，就致力于解决苏联模式中阻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弊端。从这一角度来看， 改革初期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苏联模式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作为一种模式， 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其产生、存在的合理性， 它在建立和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的各种弊端之所以会出现， 主要原因是在于没有根据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相应地加以改变。而对于别的国家来说， 主要问题是没有根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加以变革，盲目的照抄照搬， 搞绝对化。
中国改革开始以后， 邓小平反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失误，“根本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其原因，“一是因为多年来照搬苏联模式， 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 一是政策制定的太左 ， 急于求成， 超越阶段， 违背了客观规律。” 对于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邓小平指出：“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 也不可能有，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 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 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1988 年5 月， 邓小平再次指出：“坦率地说， 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 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里， 邓小平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去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 并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探索具体的解决途径。”
在对旧体制存在的弊端进行克服的过程中，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出发， 把这些弊端和错误集中表述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 ： 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 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照搬外国经验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 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 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这一概括具体指明了中国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成为这一时期改革发展的动力和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依据。
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十分复杂， 再就是理论上的认识并不等于实践中的解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弊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从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艰巨性、复杂性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通过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 是中国改革的直接目标。这一目标明确规定了改革所具有的二重性质： 一方面， 要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做法进行纠正， 目的是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同时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 在改革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创新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道路。前一个目标也是我国改革第一阶段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到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已经基本理清了思路。
1992 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也是对苏联模式实现根本突破的重要标志。南方谈话完成了对苏联模式的三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 根本突破了社会主义= 激烈化的阶级斗争的公式。邓小平深刻指出， 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左”倾观念不仅在我党历史上反复出现， 也是苏联模式的主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左” 倾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特别是苏东剧变后， 有人提出“阶级斗争”应该重新回到中心工作地位上来， 企图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提出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共同富裕的崭新公式， 根本突破了社会主义= 激烈化的阶级斗争的公式。
第二， 根本突破了社会主义= 清一色国家所有制的公式。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制或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是苏联模式的主要内容。针对这种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 邓小平指出：“多搞点三资 企业， 不要怕。有的认为， 多一分外资， 就多一分资本主义， 三资 企业多了， 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这为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 根本突破了社会主义= 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计划经济是苏联模式固守的一道最为严密的防线。在它的影响下， 长期以来人们僵化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实行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邓小平明确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重大理论突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石。
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确立， 标志着我们在对旧体制弊端的克服方面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改革也具有了新的实践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我国的改革向全面改革和制度创新阶段发展。在这一背景下，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分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 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中赋予了中国改革以新的时代内容。
三、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改革
中国改革经过了20 多年的发展， 在21 世纪初， 其主要任务由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修正逐步转变到制度创新基础上， 把改革和社会主义的“再构建”相结合， 全面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阶段。
中国改革的最初目标主要是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范围内。这既是由于我国改革的性质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同时也是改革遵循的先易后难循序推进的战略部署决定的。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 仅仅在体制范围内进行改革已经不能适应改革的总体要求了。它必然要求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推动改革不断向前发展。
在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 要全面创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必然要触及到许多过去未曾暴露的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要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必须要打破这些体制机制性障碍和瓶颈。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来看，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面临的一些障碍大多与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有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是要完善制度、体制和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改革的精神， 用改革的办法， 进一步推进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通过加大改革力度着力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制和机制。要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改革， 使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实现科学发展。
当前我国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 如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究其原因， 主要是体制与机制不完善， 制度安排不合理， 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具体表现为：
第一， 制度转换滞后。改革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因此， 制度安排必须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进入新世纪， 我国经济开始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与此相适应， 原来的发展方式必须改变， 在制度安排上应由注重经济总量向注重人的发展和经济质量转变， 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发展。但原来的体制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这一要求， 要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必须实现制度创新， 以制度的创新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二， 制度耦合不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要求的各项制度是一个大系统， 它由各子系统组成， 各个子系统又由相应的制度所构成。只有实现这些制度之间的有效耦合， 才能在制度层面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于我国体制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和建设一是滞后， 二是表现参差不齐，没有实现有效的耦合，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因此遭遇阻力。
第三， 制度缺乏统一。推进发展的进一步发展，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必须整个社会全力推进， 在制度建设方面实现协调统一。在我国现阶段， 制度建设缺乏统一的安排， 各个地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各行其是， 这就造成了制度混乱，改革和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第四， 制度导向不当。在竞争开放的现代社会， 透明公正的制度有效支配着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 规范着他们在行为方式方面的选择依据和范围， 进而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制度的激励作用必须符合社会价值的公共导向。但从我国目前的一些制度安排来看， 其价值导向显然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五， 制度约束不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需要法律和法规的约束。但我国目前的一些法律责任主体、执法主体责任不明， 缺少硬性约束， 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成为实践发展中的“制度困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基础， 但发展方式的许多问题属于经济的外部性范畴， 不能仅仅用资源配置效率来衡量， 还要用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可持续性来衡量， 不仅要靠完善市场体制来解决， 还需要在完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进程中来实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 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 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经过改革开放30 多年的经验总结，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为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制度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四位一体”的发展体系要求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要求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 而且要求调整发展的目的、动力、结构、分配等方面的内容，客观上要求从制度层面上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一项制度安排。从我国改革的总体要求的部署出发， 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必须充分反映中国实际和发展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和保证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有序地通过制度创新完善制度建设， 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发展。